副省长曾想给自己树碑立传：“学者型官员”腐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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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记者 叶 俊

“学者型官员”具有理论水平高、责任意识强、公众形象普遍较好的特点，然而因为一批所谓学者型官员的落马，而让这个群体备受诟病。实际上，贪腐本身与学者型官员的特质并没有正相关关系，技术性官员出问题的概率和非专业出身的官员落马概率其实是一样的，主要还是个人因素居多。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不久前发布消息，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何家成接受组织调查。何家成成为今年以来又一位被调查的正部级高官。

与其他落马高官不同的是，何家成有过较为辉煌的学术经历。拥有博士学位的何家成，青年时期便已在学术界小有名气。早在1986年，年仅30岁的他，就凭借与他人合作的《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一文，获得了当年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此后，他走上了从政之路，先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物资部、内贸部和央企等单位任职，直至2013年转任国家行政学院正部级的副院长一职。

像何家成这样，拥有高学历且有较强学术能力，或从事过科研工作的官员，被媒体形象地称为“学者型官员”。

何家成的落马，使得“学者型官员腐败”再次受到舆论关注。

自十八大以来，反腐全面深入展开。因此，各种类型的腐败纷纷涌现，“学者型官员”只是其中一类。这些现象反映了当前中央反腐的决心与力度。

学术与仕途

在落马的“学者型官员”中，有的是借助学术顺利地走上了仕途。何家成就是其一。

1984年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的何家成便参加了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

会上，何家成与其他学者共同提出了计划内调整、计划外放开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方案”，并得到认可。此方案为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引起中央的重视并最终成为政策措施。

在读博士期间，何家成与他人合作的《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一文》，获得了当年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何家成的学术成就，为其仕途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比如，他先后任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等，这些部门均与改革密切相关。

与何家成不一样的是，有的落马“学者型官员”有过高校和科研经历后转入仕途。比如，原重庆市九龙坡区区长黄云、原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副局长胡俊等。

2008年落马的黄云毕业于重庆建筑学院，并拥有该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双硕士学位，曾有过10年的高校工作经历。

而韩俊更是头顶“年轻、厅局级、同济大学博士后”三个光环。他于1984年考入南京大学地理学系城市—区域规划专业，后免试直升本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1993年，胡俊作为我国第一批城市规划博士后进入同济大学。1995年出站后，他开始担任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并担任中国规划学会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理事。

另一类落马的“学者型官员”，则在位期间做了不少科研工作，由此获得“学者型官员”光环。比如，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原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原四川省成都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等。

武长顺曾发明及领衔发明了35项专利。除了一件胖男孩怀抱金鱼造型的摆饰品外，武长顺其余34项发明，都与警务工作相关；陈安众曾发表了论文、译文40多篇，多部专著。其中《中国现代企业CI战略》获江西省2000年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张曙光不仅有教授职称，更是两次成为中科院院士候选人；黄松有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和多部专著；高勇10余年间在各类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达317篇，参编书籍17部，单独著书5部，完成研究课题44项。

这些“学者型”官员，学术成果诸多，可惜未能抵制住各种诱惑，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有名无实的学者光环

也有一种落马官员，其“学者型官员”光环是塑造出来的。升官之际不忘提升学历，是这一类官员的特点。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是其中典型。

早在昆山市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时，季建业就开始了他的“学术”追求之路。1996年至1998年，季在苏州大学行政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后正式在法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

在读期间，其职务不断提升，先后任昆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在其就读的最后一年调任扬州，成为代市长。2003年开始，季建业继续在苏州大学攻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在职博士生，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博士后。正是通过学历的不断提升和发表的系列学术论文，季建业造成了其“学者型官员”的形象。

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则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从四川省副省长职务上卸任，开始担任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董事会董事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从而被冠以“学者型高官”之虚名。

在落马的“学者型官员”中，有的是把研究作为爱好看待。比如，原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原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山西临汾宣传部长王月喜等。

如，张敬礼在国家药监局任要职之余，喜好著书立说，能查到的就有5本。实际上，出书已成其敛财的手段之一。据《法制日报》报道，张敬礼非法经营的总案值高达1700余万元，其中一本由他撰写的书籍就卖到了每本566元的天价。

有的所谓“学者型官员”，只是拥有某项特长或高学历而已，名不副实。比如，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李俊夫等。

前者是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的作者，被业界誉为“天才音乐家”；后者在中山大学获得了城市规划与区域发展专业硕士，并继续攻读了人文地理专业的博士，还在北京大学做过两年的博士后研究。

事实上，王益《神州颂》能火遍大江南北，原因是与王益关系密切的企业在直接提供赞助，有的则买下数百张票让员工去看。

对此，北大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指出，个别官员在书中有意识地写一些有自传性质的内容，与自己的政绩、业务挂钩，为自己树碑立传、做隐性广告。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表示，个别官员利用自己的职位和手中的权力来找“枪手”代写，写完之后就与出版社进行以权谋私的交易。他们还利用手中的职权要求下属购买他的书，或用公款买下以后再发下去。

应为“学者型官员”正名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所谓“学者型官员”只是出版过几本书，有些只不过拥有高学历，而把这一类官员称之为“学者型官员”，并非科学。

即使由专家学者转型而来的官员，也应区别对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是大势所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对学者从政的困境和误区进行过研究。刘昕认为，政府决策的专业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要求政府决策者具有更高的专业和知识背景要求，学者从政对于改善政府领导层的专业结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具有重要作用。

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是典型。陈竺曾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在短短六七年间牵头承担了一批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果，当选为中、美、法三个国家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其专业知识，为其在任期间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主任杨雪冬认为，学者型官员数量的增加和学科分布的平衡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官员队伍正在通过积极调整自身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没有一个高素质、负责的官员队伍，就无法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学者型官员”具有理论水平高、责任意识强、在公众中的形象普遍较好等优势。这使得公众对他们的心理期待远远高于一般官员。而期望值越高，一旦事与愿违，失望也就越大，挫伤感也就越强。

这也是公众关注“学者型官员”的原因。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朱岚认为，优秀的学者并不一定能成为高素质的官员，说到底，高学问只证明一个人在某一学科领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或科研能力，却不能证明其因此就有较高的领导能力。

朱岚表示，真正的学者型官员是那些学术素养和领导素质兼备且相得益彰者。

因此，朱岚认为，作为学者型官员，必须努力在提高领导能力、提升领导水平等方面下工夫，否则，其优势不仅难以发挥，还可能转化为劣势。

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型官员中，腐败毕竟只是少数。为此，有学者指出，贪腐本身与学者型官员的特质并没有正相关关系，技术性官员出问题的概率和非专业出身的官员落马概率其实是一样的，还是个人因素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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