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省长曾想给自己树碑立传：明孝陵——孝陵史话

明孝陵的营建——营建尾声

从常理分析，马皇后先行入葬孝陵后，为等待朱元璋的葬入，地宫及相关设施并没有彻底封闭。因为一旦封闭，再次打开，无疑会很麻烦，甚至造成损坏。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1398年6月30），朱元璋终于入葬孝陵，棺椁及随葬品、殉葬妃嫔依次安放完毕后，按明定陵已知情形推测，孝陵地宫应点起“万年灯”，用自来石从背后封顶住几十吨重的墓室石门，然后在石门外砌起金刚墙，最后将进入地宫的甬道填土封闭。

虽然缺乏时间记载，我们依然可以推断，至少在朱元璋生前，明孝陵先后完成了地宫、方城明楼、宝城、内红门、享殿、陵宫门、金水桥、棂星门、神道石像生等建筑及石刻的建造。

一般坟墓前，哪怕是平民，都会有块墓碑，记载墓主姓名、籍贯、生卒年、事迹功绩等信息，帝王陵墓自然也少不了这个，明代称之为“神功圣德碑”。墓碑及碑文多出自墓主的亲朋好友，极少有人给自己立，所以为自己“树碑立传”是个贬义词，难免自吹自擂之嫌。

朱元璋所安排的皇位继承人是皇太孙朱允炆，因建文朝史料缺乏，我们尚不清楚朱允炆是否曾对明孝陵进行过工程营建，或者为朱元璋立“神功圣德碑”。1999年，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在明孝陵四方城东南100余米处的山谷里，发现了具有明代早期特征的龟趺，并在龟趺西约30米处发现一通配套碑材。龟趺长约6米、宽2.70米、高2.25米，碑材长4.80米、宽2.05米、厚0.87米。整套“龟趺驮碑”体形相当大，可惜上面没有文字，所以何人所制、为何而制、因何废弃，尚无确切答案。有一种猜想，这可能是建文帝为朱元璋选定的“神功圣德碑”材，还没有来得及刻上碑文，朱棣已经夺取了帝位，所以被弃置一边。

不管弃碑是不是建文帝选择的碑材，今天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的碑文则出自朱棣亲撰。碑文长达2746字，除去歌功颂德之词，碑文记述了朱元璋起兵夺取天下的经过，及的史料价值，其中所记朱元璋子女排行与名字更可补《明史》记载之不足。

碑文最后的落款为“永乐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孝子嗣皇帝棣谨述”。因而，永乐十一年（1413）通常被认为是明孝陵主要工程的最终完成时间。但严谨点说，这只是朱棣撰写碑文的时间，即便此时已准备好了碑材，从刻写碑文、安装碑身碑帽到最终建好碑亭，完成天花彩画等工作，恐怕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

那需要耗时多久呢？《明太宗实录》没有记载，我们不妨来看个类比。据《明英宗实录》记载，宣德十年（1435）十月，英宗听说孝陵神功圣德碑损裂，令中官阮简同翰林院侍书程南云到南京，同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少保户部尚书黄福等，监督工匠重建。正统元年（1436）五月底，重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工毕，英宗赏主事官员各绢一匹，苏二斤；工匠各棉布一匹，胡椒一斤。这么算来，英宗朝仅重新做碑就花了七个多月的时间，想必当初永乐朝建造的用时也不会比这个少吧。因而，明孝陵工程的完工时间是否是永乐十一年当存疑问，严谨的表达应该是不早于永乐十一年（1413）。

永乐九年（1411）正月，朱棣命人按大祀坛南天门的规制建孝陵门。孝陵门应该就是今天的大金门，是当时进入整个陵区的大门。而孝陵门所连接的，很可能就是上文永乐二年所修的围墙。

从1381年朱元璋迁寺建陵开始，到明成祖撰写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整个陵墓工程跨越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前后延续了32年以上。或许有读者要问，东拉西扯、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还没说到孝陵营建的关键环节，如方案设计、图纸绘制、施工手段、用工多少、预算决算、验收标准、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姓甚名谁。是的，这确实要让读者失望了，孝陵营建中的很多环节或许再也无从知晓了。如果你们是朱元璋，恐怕也不希望营建陵寝的文字图纸流传于世吧？

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标准与明孝陵入选理由

历史文化价值

想入选世界遗产，就要符合世界遗产审批所遵循的标准。以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来说，凡被推荐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

（1）代表一项独特的艺术或美学成就，构成一项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2）在相当一段时间或世界某一文化地区内，对于建筑艺术、文物雕刻、园林和风景设计、相关的艺术或人类住区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3）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4）构成某一类型结构的最富特色的例证，这一类型代表了文化、社会、艺术、科学、技术或工业的某项发展；

（5）构成某一传统风格的建筑物、建造方式或人类住区的典型例证，这些建筑或住区本身是脆弱的，或在不可逆转的社会文化、经济变动影响下已变得易于损坏；

（6）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思想、信仰、事件或人物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明孝陵的历史文化价值则体现在：

（1）明孝陵的陵寝制度承前启后，独创新规，在中国古代帝陵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为明十三陵、明显陵、清东陵、清西陵所沿袭，规范着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陵建设的总体格局和风貌，其地位崇高，影响极为深远。

（2）明孝陵具有宏大有序的布局、神秘完善的风水环境、蜿蜒曲折的神道、和谐完备的排水体系、典范意义的建筑风格和技艺，构成了一项创造性的皇家陵寝工程的杰作。其高大精美的神道石刻代表了中国14世纪晚期的石雕艺术水平和风貌。

（3）明孝陵人文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建筑艺术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典范，代表着明初皇家建筑的艺术成就、文化成就和工程成就。

（4）明孝陵和明、清两代的多位皇帝以及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关，包容着深刻的东方文化内涵。对照标准，明孝陵符合其中第（1）（2）（3）（4）（6）条标准。

“真实性”和“完整性”

仅符合标准还不够，还要满足“真实性（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标尺，这也是世界遗产最核心的原则，并且贯穿于世界遗产从开始申报到今后保护的全过程，不仅适用于文化遗产，也适用于自然及其他遗产。正因如此，我国武陵源、张家界、三江并流、丽江古城，甚至故宫、天坛、颐和园、布达拉宫等遗产项目先后因过度开发，环境改变等原因，被世界遗产组织“黄牌”警告。

那么明孝陵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又在哪呢？

明孝陵陵址由朱元璋亲自选定，从1381年开始营建，至1413年朱元璋之子、明成祖朱棣营建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工程前后延续30多年。明代时明孝陵受到精心的维护，此后，又经历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和保护。600多年来，明孝陵虽遭受风雨雷雹等自然因素的侵损和战火破坏，但陵寝的格局保存完整，所有建筑遗址均未受人为损毁，地下墓室完好如初，环境风貌也无改变。

具体而言，陵区内的建筑和石刻，包括下马坊、大金门、神功圣德碑及碑亭、外御河及桥梁、神道石刻、石望柱、棂星门基址、内御河及金水桥、陵宫门（1998年由古建筑专家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在原址复建）、享殿前门基址及两侧的井亭、神库、御厨遗址、享殿基址及两侧的配殿遗址、神帛炉基址、内红门、宝城前御河及升仙桥、方城、明楼基址、宝城、宝顶、陵宫墙基及挡土墙、东陵遗址等，均为明代建筑遗存，因而保持了陵寝原有建筑的真实性和空间布局的完整性。

明孝陵的丧葬与祭祀——朱元璋简葬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辛勤劳累一生的朱元璋病倒。御医尽心医治，终无回天之术。闰五月乙酉（6月24日），朱元璋于西宫与世长辞。

朱元璋驾崩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头等大事，关系社稷的安危，朝廷的兴衰以及权力的继承。如何向天下宣告，如何向诸藩王报丧，如何入殓、祭祀、安葬，这一系列的丧事都要朝臣筹划安排，都要嗣皇帝亲自主持。

朱元璋临终留有遗嘱：

将后事中的“要”与“不要”交代详尽，其基本点是不扰民，惜财物，求稳定。首先，朱元璋将皇位传给皇太孙朱允炆，国不可一日无君，无君则乱，朱元璋明确指出，朱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要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其次交代如何治丧、祭祀、安葬，提出四个“毋”：毋用金玉，毋改孝陵山川，毋让藩王至京师奔丧，毋妨臣民嫁娶（指哭临三日后）。

根据朱元璋的遗嘱，皇太孙继承大位，须在治丧期间登基，方可去主持明太祖的葬礼。

朱元璋丧事有《遗诏》可循，对哭临的时间、次数，哭临者的穿戴都做了具体规定，并允许诸藩王派遣使者赴京奔丧。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曾三次为朱元璋上尊谥。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嗣皇帝朱允炆为朱元璋上尊谥曰“太祖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后世的永乐皇帝、嘉靖皇帝也分别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上尊谥，且谥文越来越长，永乐元年（1403），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1538），增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朱元璋的逝世是影响全国的大事。朝野上下，宫廷内外，五湖四海，九州六合，上至皇子皇孙，下至黎民百姓，都要服丧为天子举哀致祭。

依照“部议”的治丧安排，朱元璋驾崩次日，在京的五府六部衙门官员，各易素服，戴乌纱帽、黑角带，赴内府听宣《遗诏》。完毕，于本衙门斋宿（祭祀前整洁身心），着素服于朝晡（早晚）至几筵前哭祭，并各置丧服，至第四日成服（按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穿上不同的丧服）。朝晡哭临，至葬毕而止。自成服日为始，服丧服二十七日而除。其命妇（受封之妇女）亦于第四日各具丧服，不带金银首饰，由西华门入哭临。

诸王世子、王妃、内使（太监之别称）、宫人等，俱服斩衰（丧服五等级中最重的一种，用粗麻布制成，不缉边）三年。自闻丧第四日成服为始，二十七月而除。凡临朝视事，着素服、乌纱帽、黑角带。退朝服衰服（即斩衰）。

官员丧服为麻布大袖圆领衫，不缉边；麻布帽，即用所戴帽以布裹之；垂带麻腰绖、麻鞋。命妇着麻布大袖圆领长衫，麻布盖头。

按风俗礼仪，内阁官员议定，朱元璋去阴间使用的明器，依照生前所用卤簿、器物名件，移送工部及内府、司设监等衙门承造。朱元璋的神主用栗木制作，制度依《家礼》。

朝廷须在最短时间向全国各地衙门及诸藩王报丧。明朝设有行人司，行人（官名）代表朝廷外出办事，其中包括出使外国。治丧期间，由朝廷派遣行人斋捧遗诏，前往各布政司（明代行省机构）并直隶府、州衙门开读。在外大小衙门文武官员人等，诏书到日，着素服、乌纱帽、黑角带，行四拜礼，跪听《遗诏》，宣讫，举哀，再行四拜礼。完毕，各置丧服，至第四日成服为始，每旦率合属官僚人等，于本衙门朝向宫阙设香案，哭临三日而除。在外大小衙门各令官一员赴京致祭，所用香烛祭物，礼部备办。

从五月乙酉（6月24日）朱元璋崩至辛卯（6月30日）葬孝陵，时间只有七日。对此“七日而葬”，清人徐乾学在《读礼通考》中提出不同看法：“明代诸载纪，皆言太祖崩七日而葬，惟吴朴《龙飞纪略》‘踰七月而葬’。建文守礼之主，不应葬太祖若是之速，吴氏所纪是也。”

虽然吴朴有“踰七月而葬”之说，尚有他人“六月初一”之说，但明人朱国祯则对“太祖崩七日而葬”的合理性，做出如下解释：高皇帝之葬，《吾学编》《明书》“辛卯皇太孙即位。是日，葬孝陵”，而他书多不敢及，疑之也。嫌其太速，事理有不尽然者。于是有六月初一之说。夫即位，必先告几筵（祭祀之席案。此作神位），以明授受继体之正。建文即位，实在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辛卯日，去高皇崩仅七日，即于是日完葬事。故燕王移檄，亦有此句，且指以为罪，则葬之的据甚明。而秘史云，葬在庚寅，是即位前一日。果尔，建文当受命于地下。而发引，各门下葬，并初虞致祭，不啻数坛，尚称皇太孙。宁有大葬无嗣皇帝主祭之理？故即位而葬，同日并举，皆高皇遗命，正以

速葬削诸藩（分封各地的藩王）入临觊望之心。建文宁敢自为迟速？然自来葬速，未有如高皇者。忧深虑远，何所不至。

朱国祯这段话，从朱元璋、朱棣、朱允炆三者身上分别点明了“七日而葬”存在的现实性，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其实，自古就有“天子七日而殡”之说，朱元璋的“七日而葬”亦并非不合礼制。

明孝陵的丧葬与祭祀——马皇后先葬

朱元璋之妻及太子皆先于朱元璋而病故，先后葬于孝陵及其东侧。

洪武十五年八月丙戌（1382年9月17日），马皇后病逝。九月己巳（10月30日），朱元璋祭告太庙，册谥“孝慈皇后”。九月庚午（10月31日）出殡，安葬于钟山孝陵。马皇后丧事由礼部按宋朝礼制办理。

朱元璋毕竟是贫苦农民出身，对小祥、大祥等繁文缛礼深感不安。《明太祖实录》如是说：先是，礼部官以孝慈皇后小祥奏令天下诸司致祭，上曰：“此固礼也，但仪物百费皆出于民，道里往来亦甚劳烦。……今言犹在耳，而欲以小祥费天下民财，甚非后心也。其止之。”正如朱元璋所言，这样做不是皇后的心愿呀！

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间，朱元璋因忙于马皇后丧事，朝政“万机委积，乃命礼部臣考古典，遵以日易月之制”（郭正域《皇明典礼志》），加快丧事进程，以便早日上朝理政。马氏去世半月后，朱元璋祭告于皇后灵前，道：“自后崩逝，已十有五日，虽哀恸无穷，可还是要以天下大事为重，不敢久旷不治。谨遵礼制，以日易月，朕到期脱掉丧服，上朝视事。所有子孙仍披麻戴孝，祭奉于几筵殿。只望亡灵鉴谅这样安排。”

九月己巳（10月30日），马皇后梓宫将于翌日发引，当日具醴馔告太庙，遣官祭金水桥、午门等神及钟山之神。告曰：“兹以今月庚午，安葬孝慈皇后于钟山之阳，以成穆贵妃、永贵妃、汪贵妃祔，尚祈神祐，永保安宁。”（《明太祖实录》）

九月庚午（10月31日），马皇后梓宫发引。朱元璋亲祭于几筵殿，曰：“兹以吉日良辰，安葬皇后于钟山之阳，命妃嫔、诸子以下奉送。今当发引，特以牲醴致祭。”（《明太祖实录》）祭毕，发引。文武百官具丧服至朝阳门外奉辞。当日，安厝皇堂。皇太子以玄纁玉璧祭奠，行奉辞礼。礼毕，神主还宫。文武百官素服迎于朝阳门外。回宫，百官行奉慰礼。礼毕，朱元璋复以醴馔祭于几筵殿。自再虞至九虞皆如此。当晚，仍遣醴馔告谢于钟山之神，以复土故也。命所葬山陵曰“孝陵”。

古时入葬之后再祭于灵堂称虞，或虞祭。按《礼记·杂记》规定，士三虞，大夫五虞，诸侯七虞，帝王九虞。因此，马氏葬后之虞祭达九次，皆以“醴馔祭于几筵殿”（《大明会典》）。

野史有载：出殡临行日，天空忽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朱元璋十分沮丧，宣谕召见宗泐和尚，对其言：“太后将就窀穸（墓穴），汝为宣偈（宣讲佛经中的颂词）。”宗泐受命应声道：“雨降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宣偈完毕，顷刻，雨过天晴，灵车启动。朱元璋下诏赏赐宗泐白金百两。（徐祯卿《翦胜野闻》）

十月己卯，“卒哭，以神主诣庙行祔享礼”（《明史》），即新死者附祭于太庙。太庙是帝王的祖庙，后世帝后的神主皆需附祭于先祖庙内。是日，朱元璋率仪仗队至承天门东侧太庙，躬身祖先灵前，用美酒佳肴祭告列祖列宗，道：“今将孙妇孝慈皇后马氏的神位送来太庙，谨拜谒祖宗，行祭祀之礼。”

十一月乙丑，服丧百日。朱元璋辍朝，以牲醴致祭于几筵殿。是日，纪察司请皇上服素服，佩乌犀带。朱元璋至香案前，致钦不拜，太子、亲王等皆跪叩四拜，以帛酒祭奠，百官素服行奉慰礼。朱元璋举哀行礼时，在位者皆哭。哭止，朱元璋致钦不拜如前，太子以下诸亲王皆再跪四拜。礼毕，朱元璋还宫。太子、亲王、妃嫔、公主等仍须以牲醴祭于孝陵，公侯等从。命妇至几筵殿祭奠。自百日后，凡遇节序及皇后忌日，太子、亲王都要祭奠于几筵殿及孝陵殿。

明孝陵的历史变迁——民国政治符号向自然公园的过渡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三天后的2月1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自率领临时政府文武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随同参加祭祀典礼的政府要员有参议院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外交部总长王宠惠、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内政部次长居正、交通部次长于右任、实业部次长马君武等。

根据史料显示，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谒明孝陵准备了两篇告词。当时的国情是，由于立宪派和其他旧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以及革命党人的妥协态度，孙中山已于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荐袁世凯以自代。2月15日，参议院选举新总统，孙中山即于此日前往明孝陵，向明太祖宣告功成身退。作为一国元首，在明太祖灵前宣告“引退”，这与历朝皇帝登基谒陵有着巨大反差，着实让人感到共和体制的新鲜，更为明孝陵祭祀内容增添了新篇章，孙中山也由此成为引退谒陵的第一人。

这次祭明孝陵的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当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活动和个人认识。从老照片和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可谓冠盖如云，临时国民政府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出现在了现场。

孙中山在去世后最终葬于紫金山，与明孝陵亦颇有渊源。孙中山与朱元璋这两个人物，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光复汉族政权。而且包括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士在内，当时的人主观上也有将孙、朱比而论之的意思。但孙中山毕竟身处与朱元璋不同的时代，因而有着与后者不同的理念和追求。1927年冬，随着中山陵营建工程的进行，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议决：从中山门起，筑一条正式道路，经过明孝陵四方城，直达陵墓。这条道路全长3.72公里，路面宽13.80米，至1929年3月初竣工并举行通车典礼。这条路就是今天的陵园路。

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党定都南京，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此时期曾前往明孝陵谒陵，并立于陵宫门前与随行合影留念。照片上，蒋介石身穿长衫，手拿礼帽，脚踏布鞋，两位全副武装的卫士立其身后两旁，刻有“明孝陵”三字的门额石匾成了背景上显著的纪念标志。

蒋介石对明太祖朱元璋有何评语，未见正传。不过，他的人生归宿原本是要守望孝陵的。紫霞洞西侧山坡上的正气亭，据说是蒋的自选墓址所在。

民国十六年（1927），应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要求，整座钟山被辟为中山陵园，明孝陵自然也被纳入其中，隶属中山陵园管理。民国时期也曾对明孝陵进行过一些修缮，如对四方城墙体顶部、大金门顶部用水泥封堵防止雨水渗漏；奉蒋介石之命修复享殿台基、碑亭及围墙损坏部分等，但限于资金及时局等方面原因，工程规模较小，施工处理简单，基本治标不治本，乏善可陈。

不过，这期间也并非全无亮点，要说最大的改变，当属在专家规划主持下全面细致的绿化。自1917年起，四方城附近约600亩土地即被辟为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种植黑松、马尾松；石象路以北则种植刺槐、白杨。造林场划归中山陵园后，又陆续种植悬铃木、梧桐、乌桕、银杏、枫杨等多种树木。1929年初，陵园主任技师傅焕光及陈宗一勘定明孝陵、梅花山和前湖一带土地3000亩作为园址，建造植物园。梅花山200亩范围内的民房、坟墓遂迁出，成为植物园的蔷薇花木区，大量成片栽植梅花，以及榆叶梅、黄刺梅、樱花、桃花、木瓜、海棠等。

石象路以南120亩被辟为西果园，种植桃、梅、李、杏、苹果、葡萄等。另有50亩作为蔬圃，以种植西瓜、百合、草莓为主，颇受市民欢迎，尤其陵园西瓜，在南京地区享誉数十年。石象路以北、梅花山以东80亩被辟为花圃，种植各处收集而来的牡丹、芍药、菊花、月季、大丽菊、唐菖蒲、风信子等，并于三十年代先后建成温室两座。每年春秋佳日，中外人士来园欣赏者络绎不绝。

之所以如此，是国民政府要将中山陵园建设成为全国自然公园典范指导思想的使然。如果说孙中山谒陵时，明孝陵是作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符号存在，那么，随着民国肇立，中山陵的建成，这种政治含义则被逐渐弱化淡化。政治符号则为中山陵所取代，其内涵是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三者的结合，孙中山形象被塑造成“国父”受到尊崇并推广。但在形式上，即便中山陵，已不再是将普通百姓拒之门外的禁区，这既是孙先生所倡导的民主、民权思想的体现，也是强化孙中山形象和三民主义宣传的需要。

明孝陵文物保护资源整合工程（上）

(梅宁 摄）

明孝陵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骄傲。但“金字招牌”如果保护不力，一样会被“黄牌”警告，甚至取消资格。如何把握时代文化潮流和旅游发展大势，进一步按照世界遗产的规则要求，保护明孝陵这一人类文化瑰宝，使之传承并发扬光大？摆在了景区管理者的面前。两年后，适逢南京市委、市政府启动钟山风景区环境综合整治，由此启动了明孝陵文物保护资源整合工程，翻开了遗产保护工作的新篇章。

为此，中山陵园管理局详细制定明孝陵古建筑、遗址抢救性维修计划，先后进行翁仲路封闭改造，棂星门、四座井亭、两座神帛炉的重建，内红门加顶，升仙桥栏杆修复，以及明楼顶部重建等重大工程。同时，结合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工作，进一步建设与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石柱子入口、紫霞湖入口，新建配套停车场，调整旅游交通营运格局，优化园内旅游线路及经营网点设置等。

2005年下半年，钟山风景区环境综合整治一期工程基本完成，拆除前湖和铁匠营地区两千多户居（农）民和十几家工企单位，一改往日污水横流、垃圾满地的脏乱差面貌。在此基础上，实施退耕还林、拆迁还绿，恢复景观绿地2000多亩，建成梅花谷公园，明孝陵景区周边景观与环境得到了根治，加上内环路的建成开通，为明孝陵文物保护资源整合，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有力前提。工程自2005年8月启动，至2009年5月明楼顶部建成结束，历时近四年。

（1）翁仲路封闭改造

翁仲路是明孝陵神道的第二段，2005年以前一直作为社会机动车道路使用，给文物保护带来诸多不利。20世纪80年代末，翁仲路一座文臣石像生，被汽车撞成两段，虽经拼接修复，但损害难以挽回。封闭神道、实行步行道管理，成为几代景区工作者及很多专家的夙愿。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问题长时间未能得到解决。

为实现封闭保护的目的，管理局做了大量细致的前期工作，反复协调。不惜投入大量资金，在明孝陵外缘建设全长10.838公里的内环路，并把内环路打造成连接紫金山南部外缘景区，分流车辆、减少污染的主要道路，替代了原先由翁仲路承担的社会交通职能，同时兼顾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了矛盾，为翁仲路封闭创造了必要条件。

2006年2月，对翁仲路、金水桥路采取交通封闭管理，禁止各类机动车辆通行。3月，对翁仲路神道进行整修和环境整治，铲除了全长近800米的柏油路面，改铺青石板路面。改造后的翁仲路，从明孝陵神道望柱至金水桥，全长500米，其中南端直线段250米，中间铺筑青石条，左右路面为花岗岩条石铺筑。这些条石古朴老旧，为原苏州老街上的旧石，因而显得沧桑厚重。道路两侧配置园林小品及多种行道树绿化。

（2）升仙桥栏杆修复

升仙桥位于方城明楼前，为石造单券拱桥，桥身体量宏大，是明初桥梁建筑中的杰作。可惜桥两侧石栏板、螭首大多残毁，对过往游客来说，既影响景物效果，也存在安全隐患。

2005年6月，管理局委托窦村石匠利用部分原构件和原材质，对升仙桥两侧栏板按原样进行修复。这些窦村石匠们可大有来头，他们祖先即是当年修建明孝陵的石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人民大会堂建设、南京朝天宫复建等重要工程中所用的石构件，很多也是他们参与制作的。

这些石匠们对明孝陵很有感情，恢复升仙桥栏杆工程量虽不大，但对石雕技巧要求很高。石匠们以明代栏板样式为参照，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将几个主要构件雕刻完成。然后，小心翼翼地完成了桥栏板底座的拆除，以及整个栏板的制作和安装。

（3）两座神帛炉复建

神帛炉位于碑殿至享殿御道两侧，东、西各一座，占地12平方米，主要用于焚烧祭祀所用的神帛和祝版，是了解当时皇家丧葬制度的一个窗口。

20世纪末，南京市文物研究所曾对神帛炉基址进行考古调查。结果显示，其砖石基础与地面青石块均在，实测神帛炉底面尺寸为南北2.95米，东西长2.22米，与北京长陵神帛炉比，相差无几。2006年7月至9月，管理局文物处利用部分残存的基础，参照北京明长陵神帛炉样式予以复建。

（4）四座井亭复建

明孝陵金水桥后东西两侧各遗有一口水井，文武方门内东西两侧也各有一口水井。2006年春，对4个井亭进行调查勘探，并参照北京明十三陵、清东西陵现存的井亭形制，进行复原工作。

2006年7月，修复工程进入施工阶段。四座井亭结构、式样相同，重建工序基本一致。施工中先对井亭基础进行加固，其原来的标高位置不变，修理残存的石质井床。根据残存的井栏型制，对所有缺失的井栏进行加工配置，恢复其历史面貌。重建后的井亭，彩梁画栋，鲜艳夺目，四周安有木质围栏，便于游人休憩。

明孝陵文物保护资源整合工程（下）

（5）棂星门复建棂星门位于神道翁仲路段东北，清代被毁，仅存遗址及6件柱础、8件抱鼓石，且历史空间位置已被打乱，其复建难度相当大。

2006年4月，中山陵园管理局委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对孝陵棂星门遗址及周边地带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人员用吊车挪开柱础和抱鼓石，铲除棂星门两侧的柏油路面。因遗址常年受车辆碾压，为了防止路下遗迹被破坏，只能以人工一点点铲除，十多平方米范围足足花费半个多月时间，最终弄清了棂星门的基本结构，为重建棂星门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同时出土了一些五彩琉璃构件、滴水、瓦当、平口条、石质构件等遗物。

按照文物修复“原材料、原工艺”的要求，管理局在南京青龙山选择石材，请窦村石匠精心雕刻，主要构件的安装即花费了整整两天时间。依明代式样复建后的棂星门，面阔20.61米，高7.6米，五间六柱，由青白石构筑，三门并排，各设置门枕石两块，其间连以红色短墙，飞椽、瓦垅、吻兽、云墩、雀替均用石雕而成。石柱础和抱鼓石则按原样式复原，并对原石构件尽量予以保护利用。

（6）内红门加顶保护

内红门是明孝陵建筑群中主要的单体建筑之一。原设有三道拱券门，后东西两门因拱券坍塌，晚清被堵塞，仅改建中门作为通道。内红门顶部损毁严重，墙体开裂，加之灌木滋生，多年来虽经反复补修，但因墙体内部疏松，安全状况堪忧。为恢复其原有结构，同时也为确保游客的安全，实施了抢救性加顶保护工程。

根据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建议，经省市文物部门的审批，中山陵园管理局专门邀请南京大学考古专家，对内红门遗存进行勘察，形成《南京明孝陵内红门遗存调查和清理报告》，详细掌握了内红门的结构与基础数据。

加顶过程中，首先是对墙体进行加固与维修。拱券部分，东西两门道后部拱券保存较好，中门道拱券券顶部分毁坏，采用原规格青砖，按照原砌法，恢复拱券结构。顶部依据现状残留的墙垣及三拱门实测尺寸、考古发掘出的琉璃构件，参照北京明十三陵长陵陵门、长陵内红门及孝陵文武方门形制，复原为单檐黄色琉璃瓦歇山顶。

（7）明楼加顶保护

方城明楼是明孝陵宝顶的入口及标志性建筑，是朱元璋首创的建筑形制，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明楼顶部原为重檐歇山顶，惜毁于晚清战火。由于缺少顶部遮护，明楼地面和方城长期受风化侵蚀、雨水淋灌渗透，产生岩溶现象，存在垮塌的风险。

由于其重要性，加顶保护工作必须慎之又慎。2007年3月，管理局为此召开市级专家论证会。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对保护方案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同时组织对方城明楼进行考古勘探，以及方城承载力可行性研究，形成《明孝陵方城明楼考古勘探报告》和《明孝陵方城明楼恢复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由江苏省文物局另行召开专家论证会，将保护设计方案和专家意见，报送国家文物局审批。经过反复的方案修改与论证工作，2007年12月，国家文物局同意方案，要求根据专家意见修订后由省文物局核定实施。

然而好事多磨。现场监管的省文物局对后期修补的明楼墙体裂缝有疑义，担心难以承载加顶部分的重量，要求重新勘探测试与加固。2008年5月，再次对明楼上墙体进行考古勘探。先后拆除墙体上水泥混凝土防水层及填层，逐层清理由水泥砂浆砌成的墙体。2008年7月，委托江苏省工程物理勘察院进行勘探，形成《明孝陵明楼工程勘察工作成果报告》，结论是明楼台体的总体稳定性和抗压强度比较高，探明剖面城墙内并无空洞。城墙内总体介质均匀，完全能够承受设计方案中的加顶重量，解决了对于承载力问题的担心。9月，根据二次考古勘探结果，综合考虑明楼墙体结构特征情况，再次完善方城明楼保护修缮设计方案，报省文物局审批通过，并将中、英文文本报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中心备案。

2008年6月15日，“明孝陵方城明楼加顶保护工程开工仪式”在升仙桥前隆重举行，时任南京市政府市长蒋宏坤，以及国家文物局、省市有关领导亲临现场，对明孝陵文物保护及明楼加顶保护给予充分肯定。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2009年7月3日，工程顺利竣工剪彩。江苏省政府张卫国副省长出席仪式并讲话，国家文物局专门派代表到会祝贺。

加顶保护后的方城明楼，呈凸字形的立面构造，体积比明长陵明楼大一倍，是明代帝陵同类建筑中最大的一座。明楼东西宽39.15米，南北长18.40米，顶部为重檐歇山顶，覆黄色琉璃瓦，四周戗脊安装套兽，依次为仙人骑凤、龙、狮、天马、海马、押鱼、狻猊。内部彩绘色彩艳丽夺目，中心绘五爪龙纹。明楼顶部的重建，不仅彻底解决了方城本身的安全隐患，而且在视觉上完善了明孝陵的建筑格局空间，使人能够充分领略明代开国皇帝陵墓的恢宏气势，是明孝陵保护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清代广受尊重的政治军事要地

明末清初，孝陵于战乱中受人为损坏的情况较为突出。大体上，树木遭遇当地居民的砍伐，而建筑则受到征战兵士的摧残。

据《广阳杂记》记载，崇祯末年，有人说孝陵松木太多恐怕易招致火灾，朝廷下令伐除孝陵朽木，而太监则砍伐无度，很多几百年的树木被伐，孝陵木材沿街被贱售。百姓遂有“皇帝伐卖祖宗坟树”之语，认为这是莫大的不祥。明清易代，附近百姓又争盗孝陵树木。有专家估计，明亡迄清初，陵园植树仅存三分之一。

清兵南下，曾驻军于孝陵，享殿等建筑设施遭到损坏。不仅是清兵，甚至北上抗清的部队也是如此。除了树木被伐，孝陵殿柱被损，孝陵建筑基本没有战火毁坏的迹象。

清朝政权稳定后，设立守陵太监和陵户，负责明孝陵的日常管理，拨给司香田地，命灵谷寺僧人主持修葺事务。康熙六次南巡，五次亲赴明孝陵拜谒，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明孝陵的政治地位，改善了其保护状况。康熙四十七年（1708）夏，明孝陵局部地面出现塌陷，世说纷纭。曹寅密折奏报康熙帝具体情况、相关传闻以及应对之策，可见，明孝陵的任何异常变化均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所关注。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等历代清朝皇帝，均注意保护明孝陵。

清军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后，曾国荃奉命前往孝陵致祭，调查毁坏情况。后地方官府酌量修葺，修建御碑和守陵房屋三间，安设栅栏，以禁樵牧。现有的三开间享殿即是同治四年（1865）和十二年两次修建的产物，规模已大不如前。宣统元年（1909），为警示游人，保护孝陵，在孝陵陵宫门外，两江洋务总局道台和江宁府知府会衔竖立“特别告示”碑，上用日、德、意、英、法、俄六国文字刊刻保护孝陵的告示。

康熙帝在六次南巡途中，五次前往明孝陵谒陵，并且每次都是先派遣官员致祭，再亲自前往谒陵。康熙帝的五次谒陵，突出了两个主题：一是切实吸收历代兴衰的经验教训，二是伟大君主之间的惺惺相惜。康熙帝在亲自尝试着超越满汉征服的记忆，不是将自己和明太祖定位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而是将两人定位为不同时代的胸怀大志的君主。

乾隆继承乃祖遗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位期间曾六下江南，六谒孝陵。其谒陵盛况比起乃祖毫不逊色。而且由于本人雅好诗文，所以留下更多的谒陵祭文和诗作。

在清帝历次谒陵的祭文中，不厌其烦的阐述其“继统”而非夺位的身份。康熙在其谒陵后所作《过金陵论》中说：“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不仅再次强调农民军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而且强调南明政权的无能与非法。因此清代才是“受天眷命，绍缵丕基”。乾隆帝在其谒陵所作的诗中说的更为直接：“嬗谢都关天运乘，攘除非自本朝兴。代为翦逆当方革，岂是因危致允升。”一来帝德天命说古已有之，明朝之亡在天而不在人事；二来崇祯之死乃死于逆贼李自成而非清军，清军入关赶走李自成军，俨然是以明朝的复仇者自居。

明代保护森严的皇家禁地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葬入孝陵后，为管理和保护孝陵，明朝政府设立内外两个职能机构——孝陵卫和神宫监。正如《明孝陵志·守缮》所述：“孝陵防守，外则孝陵卫，内则神宫监。”

孝陵卫系当年扎营护陵的驻军机构，隶属亲军卫指挥使司，并受南京中军都督府节制。其职责为：担负保护陵园的任务，每日派遣官兵巡逻，检查有无违犯禁令者。该卫有官兵5600名，设指挥使一员（正三品），指挥同知二员（从三品），指挥佥事四员（正四品），卫镇抚二员（从五品），经历司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正八品），吏目一员（从九品），仓大使、副使各一员，掌印、佥书无定员。

“卫”是明代的常规军编制，卫下设所，有千户所、百户所。倘若在保护孝陵方面出现差错，卫所官员就要受到严刑惩罚，轻者降职外调，重者发配充军到边远地区。

明代孝陵除了受到神宫监和孝陵卫的内外守护外，南京守备官亦不时巡视，锦衣卫每季委派百户（官名，为百户所之长官）等巡禁樵采，南京太常寺每月督令铺排、厨役打扫孝陵。《大明会典》中的“南京中军都督府”条、“锦衣卫”条、“南京太常寺”条均对此有明文规定。从这些条文中可以看出，明代（特别是早、中期）孝陵的管理和保护是细致、完备的。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中，由于孝陵开国皇帝陵寝的地位，向来被视为国家和皇权的象征，也被当作是“龙脉”所在，因此它的管理一直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整个明孝陵陵区都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地。神宫监，属内官系统。其职责包括司香火、供洒扫、掌管陵园钥匙，维护陵园安全等。

根据文献记载，当时明孝陵内神宫监，设太监一人（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人（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还设有长随奉御（无定员，从六品）及专门的掌印太监。这些人员负责陵园内的日常事务，同时兼做栽种果木蔬菜之事。每年的大祭、中祭、小祭之时，就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当然，他们俸禄优厚，一个个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孝陵神宫监隶属广西清吏司，与南京内宫监、南京神乐观同为南京守备太监所直辖。皇宫里的太监一旦犯了过失，也有被发往孝陵种菜的，叫作“净军”。不只在明孝陵有神宫监，在明十三陵的定陵、长陵等也有神宫监的设置，根据《昌平山水记》卷上载，神宫监“永、昭、定、庆四陵多至三百余间”。只是这些建筑大多都在清初被毁掉了，只余个别柱础。孝陵神宫监遗址，因为还未进行考古发掘，所以具体方位尚不能断定。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十三陵之中的长陵、定陵、景陵、昭陵等，其神宫监都位于陵宫之外。大概是因为诸多陵墓集中于一个区域内，为便于集中管理，故将各陵的神宫监置于陵宫之外。

明朝廷除派兵驻守护卫孝陵外，明初还从法律上制定各种相关的陵禁条例。《大明会典》“兵律”和“刑律”条例规定的陵禁极严。有关山陵等守备与维护，《大明律例》中亦有严格规定，违反者要受到各种严厉惩罚。《大明律例·临民宝鉴》条目详细解释了各种违犯山陵行为的特性和差异，以及判罚的尺度和缘由。

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崇祯皇帝为孝陵“禁约事”，敕谕南京神宫监，于陵园入口处下马坊外侧，竖置“禁约碑”，刻石立约，重申保护孝陵之制，违者从严惩治。“禁约”共列九款，虽经三百余年风雨侵蚀，少数石刻文字风化不清，但所勒条款仍可辨析。

明初国家法规上所定的陵禁条例，与明末孝陵《禁约碑》上所列的禁约比较起来，前者显然要严厉多了。这是由于明代早期国力强盛，朱元璋入葬后，孝陵的保护极为严格完备。永乐迁都，乃至明中叶以后，南京远离京都，国力逐渐衰微，孝陵保护有如强弩之末——以致到了崇祯时期不得不“合行再申禁谕，勒之碑石，以垂永久”。

明孝陵的建筑布局——方城明楼

方城明楼是明孝陵最具开创性的建筑形制之一，位于宝城之前，方城用条石筑成，东西长 75.26米，南北宽 31米，下部为石刻须弥座，高 2.4米，束腰部分刻绶带纹和方胜纹，上部用规整的条石砌建，正面高 16.25米。方城正中辟有一个高大的拱门，拱门内有一幽深的隧道，内设 54级台阶，两侧底部为石刻须弥座式。隧道为券顶，原先前后有门，现在仅存门臼石等遗迹。

方城之上有一长方形城楼曰明楼，民间俗称马娘娘梳妆台，楼内大方砖铺地，明楼顶部毁于 1853年清末太平军与清军的交战中，后仅存四壁。孝陵明楼的屋顶外观究竟是什么样式的，文献中大多语焉不详。多数文章只写到“估计为黄瓦重檐”，依据均未细说。那么，究竟是庑殿还是歇山顶，单檐还是重檐，是不是黄色琉璃瓦呢？

在《金陵梵刹志》中，收录有明人凌大德所绘“灵谷寺胜迹”一图，图中绘有孝陵一楼宇的形象。若确有此楼，推断应为明楼或四方城中的一个，但因绘制主体是灵谷寺，孝陵仅为陪衬，其形象并不清晰，又不能排除文人随意绘制的可能性，因此可参考性不大。

明初《中都志》所载明皇陵的图示中，共有东、西、南、北四座明楼，均为五间重檐建筑。北京昌平明十三陵诸明楼也都采用重檐歇山样式。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城楼建筑，因其位置显要，等级较高，因此常采用重檐，且歇山顶、庑殿顶都有采用。但明十三陵长陵明楼采用重檐歇山顶，以示与陵寝中最重要的祭祀建筑祾恩殿之不同。孝陵明楼虽地位崇高，但面阔较之前的孝陵主体建筑——孝陵殿的九间面阔要小很多。孝陵殿应采取重檐庑殿顶无疑。但作为明楼，本身开间不大，若为庑殿屋顶，则正脊窄短，反而不够雄伟，无法实现在陵寝建筑结尾处达到崇高尊崇目的的艺术追求。因此，从视觉上看，应是采用重檐歇山顶。至于琉璃瓦用色，从现存遗物看，应是铺黄色琉璃瓦无疑。2009年，在经专家考证的基础上，明楼完成了加顶保护工程。

在宝城之前建造体量如此巨大的方城明楼，再开一座深邃的隧道式券门，更增添了陵寝庄严神秘的气氛，显示出帝王的无比威严和宝城的绝对尊崇。这种设计思想应来自传统的城门和城楼建制，只不过在具体细节上给予了变形和夸张，以符合陵寝建筑的特殊要求。

明楼的设立源于安徽凤阳的明皇陵，到明孝陵时这种新的陵寝建筑进一步发展，形制也确定下来，并在以后的明十三陵、清皇陵中继续应用，日趋规范成熟。关于朱元璋谓此楼曰“明”的深意，史籍并无记载，因此我们只能通过相关文献对“明”的释义来揣测，总结起来，有以下两种解释可供参考：

（1）明是光明，是火，分开是日月二字，在古礼中有祭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余年来，“大明”和“日”“月”都是朝廷的正祀，为历代皇家所重视，每年都要举行极其隆重的祭祀活动。明楼作为陵寝建筑，或许与祭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取名为“明”，应是取其祭祀“大明”之意。

（2）元朝末年，已经有五百多年秘密传播历史的明教“明王出世”的传说在群众中已广为流传，“明王出世，天下大明”的预言也成为鼓动元末农民起义军发动反元战争的最重要工具。而朱元璋原来是小明王的部将，也是明教徒。他称国号为“大明”，极可能与其出身于明教有关，而明楼这一朱元璋陵墓建筑的创新也应与其明教情结颇有渊源。

现在的孝陵明楼内空空如也，但在明显陵与明十三陵的明楼中央都竖有一通石碑，上书长眠陵墓中皇帝的庙号、谥号。例如明成祖长陵的明楼正中立有“圣号碑”。碑额篆刻“大明”二字 ,下刻“成祖文皇帝之陵”七个径尺楷书大字。其中 ,“成祖”是朱棣的庙号；“文”是朱棣的谥号（寓意“经纬天地”）。定陵明楼内的石碑，碑额篆刻“大明”二字，碑身刻楷书“神宗显皇帝之陵”。由此可见，明楼发展到后来实际上是作为碑亭使用的。

明孝陵的建筑布局——陵宫夹院

在孝陵高大坟丘的前面有一面十三层条石砌成的墙壁，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拦挡封土，防止宝顶的水土流失，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称它的作用是隐蔽地宫的入口。在这面石壁与前面的方城明楼之间，形成了一个矩形的陵宫夹院。这个夹院作为孝陵的首创，被后世继承了下来，在北京的明十三陵，除了长陵、永陵、定陵三座规模最大的帝陵，以及明清易代之际由田贵妃坟仓促改建的思陵外，其余九座帝陵以及之后的清东陵、西陵都在方城明楼和宝顶之间建置了夹院、月牙城以及琉璃照壁，只是这时候的夹院已经由长方形演变成弓形，宛如半月，且有了一个固定的名称——哑巴院。

关于这个夹院的建置，既同帝后灵柩下葬地宫的通道以及相应的防护措施密切相关，也和后世皇帝或礼臣登临宝顶举行“负土礼”的功能需要直接关联。负土礼又称“敷土礼”“上土仪”“增土”等，是帝陵的重大祭祀活动之一。在《清朝文献通考·王礼》中记载：康熙三年（1664）正月“定清明节上土仪；每岁清明于各陵上十记载乾隆三年二月更定清明节上土仪，礼臣议言：“清明节山陵增土，因沿前明旧制……恭拟每年清明于各陵皆增土一担，由（哑巴院）西蹬道升至石栅，并为一筐，但令承祭官一人，敬谨奉筐而升，祗跪上土于宝顶，仍由西蹬道降，庶践履不致多人，而保护巩固之意益昭，诚敬矣。”由此可以看出，自明代开始，就有了在夹院举行负土礼的制度，清朝不过是沿袭了明朝旧制而已。

“哑巴”寓意封闭内向，正如明代官式建筑歇山式样大木作中封在山花内而不露明的椽子，概称“哑巴椽”。而关于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凄美的传说，民间传说，修建陵墓的工匠、民工在陵建成后都要在此处被迫灌下毒药，变成哑巴，防止泄露地宫的秘密，所以也被称为“哑巴院”。

在夹院正面的石壁上，刻着“此山眀太祖之墓”七个楷书大字。据说民国初年，经常有游人好奇地询问明太祖的墓到底在哪里，于是当时的管理人员刻了这七个字在宝城醒目处，以此回答游人。

令今人好奇的是，这七个字的“明”作“眀”，是故意这么写还是写错了呢？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解释的，“明”字在清代文字狱的影响下，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敏感的字眼，为了不让清朝统治者侧目，于是他们就在字形上做起了文章。不过从汉字的发展演变看，这种说法并无道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明”字曰：“朙，照也。从月，从囧。明，古文朙，从日。”“囧”是窗户的形状，象征月光通过窗户射入室内，达到照明的效果，“朙”“明”皆为古字，后来演化成“眀”。例如：《干禄字书》写作“明”，《颜鲁公书》写作“朙”，汉石经作“明”，唐开成石作“眀”。孝陵博物馆藏有一块明正德年间太监马璇的墓志铭，上面清楚地刻“眀故司设监”“有眀年”的字样，也用“明”用“眀”，清朝直至民国不过是沿用罢了。

“神僧”宝志与开善寺

编者按：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逝者墓葬所在的位置及周围环境与后世子孙的穷达兴衰密切相关，选择墓址至关重要。历代帝王往往在开国之初便为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寝，而陵址的选择自然慎之又慎。明太祖朱元璋曾亲自率文武大臣赴钟山踏勘、选择陵址，最后看中了独龙阜作为万年吉地。不过，独龙阜区域自南朝梁时便被一个和尚的墓塔和寺院所占，他便是被历代视为“神僧”的宝志和尚，这才有了明太祖迁寺建陵的故事。

(宝志像)

宝志于南朝宋元嘉十三年（436）出生在建康东阳（今南京栖霞区东阳镇），一位朱姓妇女去井边汲水，听见一棵古树上的鹰巢中，传出婴儿的啼哭声，就将其带回家抚养，所以传说宝志生有一双鹰爪般的手。宝志7岁出家道林寺，成年后，显出灵迹，居止无定，饮食无常，常赤足行于街市，手持一锡杖，杖头挂刀、尺、拂之类，好为人预卜未来征兆。他杖头所挂的刀、尺、拂，被说成预言了未来的三个朝代，刀切削整齐，预言齐朝；尺用于丈量，预言梁朝；拂可掸尘，预言陈朝。宝志的谶言多有应验，因而名气越来越大，其流传于后世的，称为“宝公符”，散见于《南史》各传中。如《梁武纪》载，天监中宝志诗云：“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梁武帝命人记下。梁武帝萧衍原是齐朝雍州刺史，在得到江州刺史陈伯之支持后，于502年攻入建康，建立了梁朝，这年萧衍38岁。萧衍83岁时，他舍身当和尚的同泰寺发生火灾，火起之日恰为四月十四日，宝志的谶言得到了验证。

据《梁书·何敬容传》载，宝志对何敬容说：“君后必贵，终是何败何耳。”后来何敬容做了丞相，担心宝志的话应验，极力抑制姓何的人做官。结果被河东王萧誉所劾下台，应了河（何）败何的话。齐卫尉胡谐生病，请宝志去看，宝志写了“明屈”二字即离去，结果胡谐当天病死，次日载尸还宅。“明屈”者，明日尸出也。齐武帝萧赜对宝志谶言惑众非常忿恨，将他锁押下狱。第二天人们看到他依然游于街市，都很惊讶，齐武帝知道后，亲临大牢勘查，却见他还在狱中，只得将他迎入华林园。宝志和尚的名声更响了，“京土士庶，皆敬事之”。后来，梁武帝也非常敬重他，还特别传旨，宝志可以随意出入皇宫。因此，宝志常常食宿在宫中，与梁武帝讲经论佛。有一次，梁武帝问宝志如何解救地狱中的痛苦，宝志答称“夙生定业，不可顿灭，惟闻钟声，其苦暂息”。于是梁武帝下诏要天下寺院击钟，这就是寺庙里多铸大钟的由来。天监十三年（514）某日，宝志忽将佛堂中的金刚像搬出，自称“菩萨当去耳”，次日无疾而终。

(今灵谷景区内宝公塔)

宝志圆寂后，梁武帝出二十万钱将宝志葬在紫金山下独龙阜，并敕令太常卿陆倕撰写《志法师墓志铭》。梁武帝的女儿永定公主，也以汤沐之资为宝志建造了一座五层宝塔，塔顶嵌有来自西域的琉璃宝珠，所以称为玩珠塔，又称宝公塔。第二年，梁武帝又在宝公塔前为宝志建造了一座开善寺。

八九百年前的神僧当然比不上当今圣上有权势，既然朱皇帝看中了这块吉壤，马上有人心领神会。主持仲羲“以寺近宫阙，王气攸聚，圣迹神灵均今灵谷景区内宝公塔未妥善”为由，建议寺庙近地改建。虽然不是朱元璋直接下令迁寺，但他也难脱“强拆”之嫌。之前选址故事里就提到，出现了宝志和尚金身不坏，军士无法抬动等“钉子户”现象。还有故事说朱元璋为此求了个签，签上写：“世界万物各有主，一厘一毫君莫取。英雄豪杰自天生，也须步步循规矩。”清代乾隆皇帝游灵谷寺，还作诗批评朱元璋：

建陵故迁寺，儒释典俱违。

儒固有忠恕，释仍有是非。

旧名殊杳杳，新境自依依。

暂向匡床坐，那看雨花霏。

当然，朱元璋开出的置换条件还是很优厚的，他于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令寺迁今灵谷寺址，“舍旧图新，大其规制，可容千僧”。次年寺成，朱元璋赐额“灵谷禅寺”，并题书“第一禅林”四字悬于山门。不仅如此，洪武十八年他又为宝志建鸡鸣寺，并造五级宝公塔于寺后山巅。这两所寺庙都是明代南京信众极多、香火极盛的大寺。

(明代灵谷寺图)

明孝陵的建筑布局——八字墙

孝陵方城两侧各有一道黄色琉璃瓦覆顶、红色墙体的影壁，壁上四角及中间装饰有精美的砖雕艺术作品，由于它特别的形制也被称为八字墙。八字墙属于影壁的一种，又称作“一封书撇山影壁”，位于门的两侧，各有一大一小两堵墙，小墙与门平行并与门屋相接，大墙则成一角度与门相接，整体平面呈八字形。八字墙具有分割的功能，是院落围墙的一部分。从功能上说，八字墙是独立的，但是它又是围墙的一部分。

从形制的简繁演变来看，八字墙应该是从一字照壁演变而来的。它最早以影壁的形式出现在组群建筑的“序曲”部分，并与建筑群的大门有着密切的关系。陕西岐山凤雏村的早周遗址是我国已知最早、最完整的四合院实例。其中轴线上依次为影壁、大门、前堂、后室。由此可以推知，影壁最迟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后来，为了强调建筑群大门的位置，在门两侧设一字照壁以烘托主体。而后门屋逐渐后退，两侧墙体斜向内收成“八”字，八字墙的形制遂逐渐定型。

随着工艺的演化，八字墙在明代被广泛运用，逐渐增加装饰，并成为一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八字墙的风靡普及与明初制砖技术的成熟也密不可分。墙体完全用砖垒砌大约从明代初期开始，明中叶以后才比较普遍。砖的普及和在建筑中的普遍使用以及它较之夯土土坯砖的坚固、砌筑的灵活性和施工快速，这样就易于进行装饰，从一定程度上使得八字墙更快地从影壁、围墙中分离出来，发展为成熟的装饰性构筑物。

目前，照壁及八字墙的遗存在全国分布极广，主要出现在宫殿建筑群、寺庙道观、民居及少数墓室中。八字墙的等级往往随着门的等级而定，中国古代社会历来强调秩序感，这种需求表现在居室方面就物化为建筑和建筑群的严格等级区别。从中国传统建筑群营造规则推断，门的屋顶等级要符合建筑本身的等级，并且不能高于其所从属建筑的等级。由此推断，八字墙作为门的附属建筑，其屋顶形式也不能高于门屋屋顶等级。

一般来说，八字墙的造型和普通墙体一样，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即上面的壁顶、中间的壁身和下面的壁座。壁顶部分的作用和房屋的顶部一样，一是作为墙体上面的结束，二是伸出檐口以保护壁身。它们的形式多做成与普通房屋的屋顶一样，有四面坡的庑殿顶和歇山、悬山、硬山四种形式，按影壁的大小及重要程度而分别采用。各种形式的影壁顶部虽然面积不大，但依然铺筒瓦，中央有脊，正脊两端有正吻，垂脊前端有小兽，具有和屋顶一样的部件和装饰。壁座部分是整座影壁的基座，它们多采用须弥座或者它的变异形式。影壁的装饰多集中在壁身的中心和四个角上。中心叫作“盒子”，四角叫作“岔角”。从装饰内容来看，有各种兽纹和植物花卉，取材很广泛，不过大多和建筑的性质有关。

明孝陵的八字墙分列方城两侧，壁中央及四角都用砖雕花卉，壁顶覆黄色琉璃筒瓦、滴水等，作庑殿式顶，正脊两端设正吻，垂脊上立小兽，黄色与红色的映衬使得整体显得更加富丽堂皇。这种八字形向内收进的形制，增进了方城前广场的内聚力，同时也是对主体建筑的装饰和烘托。墙身中心和四角都有砖雕的装饰，在建筑之中进行砖雕，这是一种重要的装饰手法，必须要由能工巧匠来操作。一般说来，建筑上的砖雕，都是手制安装的构件，是在工地或工棚里制作完成后安装到建筑物上的。凡是要进行雕刻的砖，都要预先特殊烧制，用于砖雕的砖质量甚高，要求没有蜂窝、麻面，质地细腻，这样才合适。我国古建筑上的雕刻要选材完美才能进行，不能随便雕刻、安置。砖雕安放的位置要能使人容易看得到，例如脊头、瓦檐、山面墙、山尖、扇面之中心等处。就艺术风格而言，明初崇尚古朴，不事浮华，砖雕以浮雕、单层次为主，其后日益向多层次透雕发展。孝陵八字墙砖雕可谓明初砖雕艺术风格的最好印证。

明孝陵影壁所雕刻的内容，有万年青、各种缠枝花等。缠枝花流行于明代，是指枝茎呈波状连续的纹样。它常以柔和的半波状线与切圆组合而成，在切圆空间缀以多种花卉，波状线上填以叶子，构成花叶繁茂，疏密有致的缠枝花。种类有缠枝莲、缠枝牡丹、缠枝菊、缠枝宝相花、缠枝石榴花等。这些砖雕花纹风格规范、精细、活泼，雕刻饱满圆润，被视作中国明代前期砖雕艺术的代表作。

明孝陵的建筑布局——宝顶、地宫

朱元璋灵柩安息的地宫之上，坐落着一个高 70多米的圆形土丘，即独龙阜。这个如今绿树成荫的小山丘被圈在周长约 1000多米、平面略作圆形、高 6.7米的砖构城墙即宝城里，宏伟之中不失秀美，宛如一个天然的巨大坟冢。

关于独龙阜，相关的历史记载多关注其周围的风水环境，至于当时详尽的地势地貌，则语焉不详。《明实录》《大明会典》中很少提到，顾炎武画的《孝陵图》很有名，但已不知此图是否还存世了。明《金陵梵刹志》中凌大德绘的《孝陵图》则过于简单粗略，我们也无法从画面看出当时的宝顶模样。

20世纪 90年代，南京市的文物部门对明孝陵开始进行科学考古勘探和研究。结果令人惊讶，独龙阜山体表面至少有 60%经过人工修补、填垫，有些地方还有明显的人工夯筑痕迹。除此之外，宝顶上还铺垫有大量的巨型鹅卵石。大致可以推断，朱元璋选定独龙阜为宝顶后，为使其外观更有气势或风水形势更为完美而刻意为之。

地宫历来是帝王陵墓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部分，历代对于皇陵制度的文献记载虽然并不稀缺，但大都是关于地面建筑和相应的建置，对于地宫制度却几乎一律讳莫如深。就明代帝陵的地宫而言，明清两代官私文献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大都是缘事而发，涉及地宫的多是只言片语，难以缀合成篇。迄今为止，明代帝陵地宫研究最可靠、最完备的就是 20世纪 50年代发掘的明神宗定陵地下宫殿。而明孝陵的宝顶、地宫由于迄今依然保持完好，没有被破坏或进行过发掘，所以无法详细地知道地宫的结构、埋葬制度及陪葬情况。

自 1997年起，南京的文物考古部门开始对明孝陵进行考古勘探和研究，并应用精密磁测技术、GPS定位系统等诸多高科技手段，根据物理磁场原理，通过探测地下介质（土、石、砂及人工物质）磁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对形成的空间磁力线分布图像的不同进行电脑分析，来判别地下掩埋物是否存在及其形制等。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加上传统的勘探方法，明孝陵地宫的面貌在专家的努力下开始逐渐浮出水面。根据探测结果，朱元璋就葬在独龙阜下数十米处，而且这座地下宫殿保存完好，排除了地宫被盗传说。地宫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几乎是已经发掘的明万历皇帝定陵地宫面积的三倍。而在明楼东侧的宝城,明孝陵地宫探测测网分布图城墙之下，有一条宽 5—6米、长度达 120米的隧道直通宝顶中心，推测应该是地宫墓道，即地下宫殿的入口。

明孝陵地宫确实在独龙阜下，但其墓道偏于宝城一侧的做法，起因是什么，目前尚不知，但这种制度一直影响到明代后来的帝陵规制却是事实。如北京明十三陵中已发掘的定陵，其墓道入口便是偏向左侧，与孝陵墓道正好相反，但都避免把墓道开在方城及宝城中轴线上却是共同遵循的法则。

关于地宫的具体建筑式样，我们还不能很清楚地用科技手段观测到，但从明孝陵现存建筑及明初南京宫殿、坛庙等官式建筑遗存大量使用石料作为建筑基座的现象，以及已经发掘的定陵地宫全部用石材构筑的实例，可以大胆推断一下，孝陵的地宫应该也是石结构的大型殿宇式地下建筑。

根据定陵地宫由前后左右中五座殿宇组成、全部用条石砌筑、拱券式无梁柱的规制，以及唐宋以来帝陵地宫模仿生前居住环境的传统，明孝陵地宫的设计应该也遵循了“事死如事生”的建筑理念，地宫内部空间应该设置为主次分明的几个殿堂。考虑到明孝陵大金门顶部用石材仿造木建筑结构的形制，地宫殿堂中应该也会仿照地面建筑凿刻出脊、枋、梁、檐、瓦、额枋等古建筑构件。陵寝的主人朱元璋及先他入葬的马皇后的灵柩应该就停放在地宫主要殿堂中，并陈设祭祀用品，同时设一大缸，缸内盛香油，设灯捻，名曰“万年灯”。

明孝陵的建筑布局——规模布局

明孝陵是明初最重要、规模最浩大的工程之一，其当时规模远远超过今日所见。

明孝陵营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直到明成祖朱棣不早于 1413年完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亭的建造为止，历时三十多年，整个陵寝建筑“与山水相称”。明孝陵是明初最重要、规模最浩大的国家工程之一，其当时规模远远超过今日所见，明孝陵的陵域几乎囊括了整个钟山，由一道 45里长的红墙围住，而当时国都应天（今江苏南京）的城墙总长度也不过 59里左右，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在将近两千年的帝王陵墓发展长河中，明孝陵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大转折点。在此之前，帝王陵墓的修建基本上遵循的是包含有方上、灵台、方垣的上下宫制度。到了明太祖朱元璋，诸事多有创新，他对自己陵墓的规划观念也与前人大大不同，明孝陵取消上下宫，新创了方城、明楼、享殿及长方形陵宫的制度，改方坟为圜丘，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北京的明十三陵，各陵建制几乎与孝陵完全一致；清代帝陵虽然细节上有所变动，但整个陵寝规制却也与孝陵一脉相承，因此，说明孝陵规范了明清五百多年帝陵建设的总体格局与风貌可谓毫不为过。具体来说大致可分五点：

（1）明孝陵开创了第一代皇帝陵寝与后世子孙共享一条神道的制度。在明孝陵的东侧，是后来被追封为孝康皇帝的朱元璋长子朱标的陵墓，即“东陵”。朱标英年早逝，朱元璋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痛之余，把他葬在明孝陵东侧，父子俩共享一条神道。这一制度亦为北京明十三陵所承继。

（2）明孝陵的神道形状呈奇怪的“ㄈ”形，这在明代之前的帝陵中从未有过。对此的解释大致有以下几种：①“孙权看门”说。传说当时筑陵者也建议平掉梅花山，而朱元璋认为孙权不失为一条好汉，留着为自己守门。②“北斗七星”说。朱元璋将孝陵主要建筑按照北斗七星的布局排列，从而使表现“斗身”的神道绕行梅花山。③“依照地形”说。朱元璋从一个底层平民开天辟地成为皇帝，行事多不拘泥于旧法，在陵寝设计方面也多有革新之举，为了达到人工建设与自然形势的完美结合，神道完全依山势作回转曲折的布置。

（3）体系完善的排水系统及与建筑空间分割的统一性。南京地处长江下游，为多水地区，雨量充沛；钟山的岩层由北向南倾斜，主峰的雨水主要经独龙阜孝陵陵宫区域排泄。明孝陵必须建有完善的排水系统，才能确保陵宫的安全。因此，孝陵陵区内设有外御河、内御河和宝城御河三条排水系统。这三条御河将陵域划分成导引区、神道区、前朝区和后寝区，同时通过御桥，将这四个区连接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不但未打破陵域空间的有序性和完整性，而且利用御桥将陵域装点得更为完美，更富有生机，在规划和设计上可谓独具匠心。通过河上的御桥，分别在空间上分隔且连接大金门碑亭区、神道石像生区、陵宫前朝区、后寝部分的方城明楼和宝城区，显得和谐而统一，高度体现了中国南方多水地区建筑规划上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4）在明孝陵的建筑设计上，首创了在封土及宝城前面建筑方城和明楼的布局格式，使后寝部分显得气势雄伟，凌驾于其他区域之上。大金门、碑亭、享殿、方城等大型建筑，普遍使用石构须弥座作为基座，使建筑显得厚实、坚固、质朴与庄重。大型建筑的顶部则根据建筑本身在陵寝中所处主次位置，覆盖尺寸不一、釉色各异的琉璃构件，显示出富贵、华丽、崇高和威严。无论是新增的布局格式，还是大型建筑所采用的建筑式样，都既显示出皇家的气派，又具有东方文化的精神特质。

（5）建立了“前朝后寝”制度。陵宫按照生前的宫殿体制，建筑布局分为前朝后寝，前朝有陵宫门、享殿前门及两侧的具服殿、享殿和东西配殿等三组建筑，这三组建筑构成了陵宫内祭祀活动中心；后寝包括内红门、升仙桥、方城、明楼、宝城、宝顶等建筑，是陵宫内墓主人棺椁、灵魂安寝之地，除皇帝或特许的大臣之外，一般人不得进入。

唐宋帝陵为上、下宫制度，在设计的理念上注重的是灵魂；而明孝陵的“前朝后寝”和紧凑有序的三进院落的制度，反映的是礼制，突出的是政治和皇权。朱元璋生前将中国封建集权专制发展到极致，他的政治思想和管理措施在其陵宫的建设上也得到体现。“前朝后寝”和前后三进院落的陵寝制度，创始于明孝陵，为明十三陵、明显陵和清东陵、西陵所承继。

明孝陵的建筑布局——下马坊、神烈山碑、禁约碑

下马坊是明孝陵入口处的标志性建筑物，为一间两柱冲天式石雕牌坊，高约 9米，净宽 5.12米。柱横截面做抹角方形，两柱前后及外侧以石抱砌，表面雕有云纹；柱端饰有云板、云罐，内侧雕梓框，镶入大额枋，额上正反两面横刻楷书“诸司官员下马”六个大字，即指示各级官员到此必须下马步行，以保持陵区的肃穆与尊崇。下马坊位居孝陵整个建筑区的起点处，具有重要的标志性和引导性意义，加上明代又先后于嘉靖年间和崇祯年间在此设置“神烈山”碑和“禁约”碑，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具有独立性的片区。

今天的下马坊位于现宁杭公路北侧约20米处，但这其实是下马坊被移动后的位置。民国时期，设有下马坊的山路逐渐拓展为宁杭公路，据《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记载，民国期间开通京杭国道（即今宁杭公路）时，下马坊横跨在宁杭公路上，汽车往来皆由坊下经过。

1948年3月，首都警察厅东郊警察局给“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发出公函：“查本局境内遗族学校下坡处有下马坊牌坊一座，横跨公路，因日久为风雨剥蚀，势有倾斜。惟该路为京杭国道，交通频繁，设若撞触，则生危险，为防范计，特此函查照，设法予以拆卸，以策安全为荷。”“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接到此函后，辗转委托南京市工务局下属的一家工程处办理拆除事务。遗憾的是，在拆除工程中，拆除方直接将下马坊推倒，导致横额裂成两段，两侧石柱折成四段，构件堆放在公路两边，石柱础仍遗留在公路路面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80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报经江苏省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将倒伏多年的下马坊石质构件衔接修复，从原址向北移位 20米，竖立于公路北侧，朝向和标高依旧。这也直接造成了下马坊区域神道线路也北移了 20米，而神烈山碑和禁约碑变成了位于下马坊南侧，且碑刻没有文字的背部面对路经下马坊游人这一尴尬局面，失去了两座碑刻当年面向神道并发挥碑文作用的历史意义。

神烈山碑位于今下马坊东南约 35米处，“神烈山”即孝陵所在钟山，该名称起源于明嘉靖十年（1531）。据谭希思《明大政纂要》载，嘉靖十年辛卯二月，诏改定四陵山名，并在孝陵下马坊区域树立“神烈山”标志碑，同时还建有碑亭。

根据考古发掘，在神烈山碑四周分布着四个柱础，神烈山碑碑体即位于四个柱础的中央。覆斗形，角柱均雕刻有如意云纹，碑及碑亭基础下部的建筑方法与孝陵东配殿、西配殿、明东陵等建筑基址考古所见用块石与黄土分层夯筑的方法大体相似，但神烈山碑碑亭基础上部做工简单、粗糙，无法与明孝陵建筑基础相比，由此推测碑亭角柱基础可能在历史上被移位改筑。从目前出土的神烈山碑基础粗糙简单的情况分析，神烈山碑确实有可能为后来重立。

禁约碑位于神烈山碑东侧约18米处，该碑立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当时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已席卷全国，大明王朝风雨飘摇、国将不国的大形势下，孝陵的保护也日渐废弛。崇祯帝为保住孝陵的“龙脉”，专门立碑重申严格保护孝陵的条例，碑文前为序言，叙述了立碑的因由：仰瞻孝陵，关系根本……抔土为重，岂容损伤！国初刊有榜文，大彰明禁。无奈年久迹湮，法弛人玩，或过陵不敬，或翦伐树株，或开窑烧造，或采取土石，因而凿伤龙脉，妨碍风水……后为禁约九条，阴刻楷书，申明了具体条例。

禁约碑为卧碑，由碑额、碑身、须弥座、基础石组成。碑身与碑额为一块巨石雕琢而成。碑身通高 1.8米，宽 5.21米，厚 0.43米，碑额高 0.4米，宽 5.31米，厚 0.52米，正反两面雕刻双龙戏珠纹，正面运用高浮雕手法，两端装饰云纹，十分精美；须弥座高 0.65米，宽 5.52米，厚 0.74米，由于碑体风化严重，文字大多已模糊。2007年 9月，在禁约碑处发掘出土若干柱础石和浮雕龙纹的大型石刻构件，揭示禁约碑原应建有矩形碑亭。

明孝陵的建筑布局——享殿前门、焚帛炉、享殿

享殿前门是陵宫内第二进建筑的门庭，也是陵寝主体建筑享殿的前门，原为五门建制，俱毁。现存石造须弥座台基，台基前后有踏跺，台基上原有面阔 22.3米的门庭建筑，清代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后同治年间在此须弥座台基上改建碑殿，殿内陈列清代石碑五通，中部三通，后部左、右各一通。

正中一通上刻康熙皇帝手书“治隆唐宋”四字，右上方刻“康熙岁次己卯四月望日敬书”十二字。这块碑文是清代卓有政绩的康熙皇帝给予朱元璋的评价，认为他的文治武功超过唐宗宋祖，推崇备至。中部左、右二通刻有清乾隆皇帝谒明孝陵时的题诗。殿后两碑中的东侧一通正面刻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谒明孝陵纪事，背面刻两江总督王新命等题名；西面一通正面刻清康熙三十八年玄烨谒明孝陵纪事，背面刻两江总督陶岱等题名，其中有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曹寅（康熙皇帝的亲信，时任江宁织造）的题名。这些碑刻充分反映了清代皇帝对前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尊重和对明孝陵保护的重视。

过享殿前门，为陵宫的第二进院落，在中部御道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焚帛炉，原物已毁，尚遗台基，今已重建。

焚帛炉是专门用于焚烧纸钱、金银箔的建筑小品，是古人祭拜天地、祭祀先祖思想的具体承载。为方便祭祀时使用，民间大都建在祠堂、墓地等地方。官方大都建在帝王陵墓、宗庙祭坛、佛寺道观、孔庙等大型场合。

享殿，又名“孝陵殿”，是陵宫内最重要的祭享殿堂，规模宏大，原建筑已毁，现残存三层石质须弥座台基。三层须弥座台基上原建有木结构的高大重檐殿宇，殿中供奉朱元璋和马皇后及其他妃嫔的神主，还藏有永乐时所得之石龟。清咸丰三年（1853），殿宇及藏物均毁于兵火。现有的建筑初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重建于同治十二年，规模比原来的小很多。

孝陵享殿的建造是仿照明故宫中最重要的建筑奉天殿而成，清初屈大均谒孝陵时见到：“牧马蕃儿方斫殿柱，柱上金龙鳞爪半欲摧残。”又魏世效于康熙十九年（1680）谒孝陵时听游人说：“郑氏兵至，不识楠木，而以为异香也。”据此可知当年孝陵享殿为楠木大柱，并且有金龙为饰。关于明初享殿的具体建造形制，推测可能与长陵的祾恩殿形制相同。

根据现存享殿台基上遗留下来的石柱础来看，原来的享殿是面阔九间、进深五间的建筑。采用重檐庑殿顶这一形式，所谓庑殿顶，是屋顶四面斜坡，有一条正脊和四条斜脊，屋面稍有弧度，又称四阿顶，又叫五脊殿。这种形制约出现于先秦时期，到了明代，这种形制成为皇家和孔子殿堂的专利，现存最具代表性的当非故宫太和殿莫属，长陵祾恩殿的重檐庑殿顶是最具代表性的明代实物，据此我们基本可以逐渐明晰孝陵享殿的历史原貌，即九开间、五进深、重檐庑殿顶的大型殿堂式建筑。虽然建筑不存，但享殿下的三层石砌须弥座台基依然大部分保存了下来，整个台基通高 3.03米。台基上如今还保留着部分螭首、前后踏垛和陛石、栏杆、栏板等石雕构件，虽然残破，但气势依旧壮观。台基前后各出踏跺三道，居中各置陛石三块，石面浮雕云龙山水，从上至下图案为“二龙戏珠”“日照山河”和“天马行空”，雕工细腻，惜磨损严重。

孝陵享殿是用于供奉朱元璋和马皇后及其他嫔妃神主（即牌位）及举行上陵祭祀活动的地方，殿前今天还保存有月台基址。享殿内有一些基本陈设，主要包括：灵座，是帝后入葬时放在殿内的，殿中所置为帝后各一，摆放也有一定的规矩；帝后神位，上书帝后的庙号谥号；还放有帝后的册宝、衣冠。明代陵祭虽然不奏乐，却有乐器陈设于殿中，却有乐器陈设于殿中，每日依礼朝夕上食，教坊司以乐承应，设而不作。根据明制，“乐器不徙”，所以乐器得以保留殿中。

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新中国的保护与管理

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兴废几度的明孝陵迎来了全面保护和维修的时期。首先，陵园管理部门布置园林绿化，整理周边道路环境，使之成为向公众开放的景区。1961年，国务院公布明孝陵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南京市文物保护条例》《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公布，为明孝陵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1963年后，中央、省市各级政府多次拨款，由文物部门和中山陵园管理部门主持对孝陵文物遗迹展开修缮，先后维修了明楼楼面、大金门、四方城、享殿、陵宫围墙、宝城、明楼女儿墙等。

1979年，清理享殿周围积土，发掘出三层石造须弥座台基，安装了享殿陛石栏杆。另一个重要工程是，着手修复弃置于宁杭公路边倒伏多年的下马坊，从原址向北移位20米重新竖立，工程于1980年完工。

1991年，中山陵园管理处（今中山陵园管理局前身）、南京市文管会、东南大学建筑系联合制定了《明孝陵保护规划》，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正式实施。按照规划，明孝陵分为一级和二级两层保护区。下马坊、神烈山碑周围3.75公顷，以及南京手表厂（今十朝文化园）、大金门、神功圣德碑亭、石像生、梅花山、妃子墓区、陵寝建筑、宝城、东陵等共112.5公顷为一级保护区，在此范围内只能进行与文物保护有关的工程项目，严禁搭建与原孝陵建筑无关的任何工程项目。二级保护区范围有180公顷，不准建设与风景旅游无关的建筑，对影响景观的设施严格控制，必须建设的要获得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

1996年，中山陵园管理局对神道“翁仲路”段进行改造维修，铺设简易便道，种植草坪，次年完成“石象路”段环境保护工程。

1997年后，管理局文物处与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合作，向国家、省市文物主管部门申报了“明孝陵考古”课题，在科学考古勘探、发掘的基础上，先后清理了陵宫门（文武方门）、享殿、东配殿、西配殿、神厨、具服殿、东井亭、西井亭、陵宫东侧护墙濠以及明东陵寝园等遗迹，按历史原貌恢复了陵宫门，并建成明东陵遗址公园，使明孝陵全部文物遗存向社会开放。

2000年2月28日，“孝陵博物馆”正式挂牌成立，从此，明孝陵有了专门的保护与展示机构。2001年7月25日，由中山陵园管理局等发起的“南京明文化研究会”也在明孝陵“安家落户”。这样，明孝陵的文物保护、科研、展览就有了进一步的组织与专业人才的保障。2000年12月，随着明孝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其保护和管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明孝陵的建筑布局——文武方门

过棂星门向东北行 275米，折北便是第二道御河和御河桥。这是直通陵宫的桥梁，又称五龙桥、金水桥。该桥桥身为石构单曲拱桥样式，桥身起券，两侧有散水螭首和护栏望柱。自御河桥到方城宝顶，建筑物开始按南北中轴线设置，方向不再改变。

自金水桥向北行 200米，便到达孝陵的主体建筑区——陵宫。文武方门是明孝陵陵宫区的大门，进入文武方门，也就进入了明孝陵的核心区域陵宫区。

文武方门设五座门道，中间三孔正门作券顶，两侧掖门各一，作平顶，彰显出明显的等级区分。门为朱红色，上有横九排、竖九排共计八十一枚门钉象征了皇帝专用的大门。因为“九”在古代是帝王的象征，所以在皇宫、陵墓中的门扇上往往是横九排、竖九排的门钉，这八十一枚门钉当然不是构造上的需要，它已经失去原来功能上的意义而成为一种单纯的装饰手段。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门钉，却也有着漫长的发展演变历史。门扇上的门钉最早出现是出于功能上的需要，由木板拼合起来的门扇后面要加上几条横向的木条，于是要用铁钉由外向里将木板和横木固定在一起，这种铁钉的钉子头为了美观，做得比较大而光滑，于是在门板上留下了成排的整齐的钉头，称为“门钉”。

门上油漆的颜色也是有讲究的。古人对红色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在喜庆日子都习惯用红色做装饰。红色一向被认为是正色、吉祥之色，正因为如此，红色也被赋予了封建等级的意义，它和门上的门钉、辅首一起，共同组成一幅封建礼制的图像，凡是皇家建筑的大门门板上都是红门金钉。除了门钉数外，大门的颜色、门环的材料也有区分等级的规定。根据史料记载，明代亲王府正门以丹漆金涂铜环，公侯府门金漆及兽面锡环，一、二品官门绿油锡环，三至五品官门黑油锡环，六至九品官门黑油铁环。大体可以看到，从皇帝的宫殿大门到九品官的府门，依次为红漆铜环、金漆锡环、绿漆锡环、黑漆锡环、黑漆铁环，从色彩上区分为红、金、绿、黑，从门环上区分为铜、锡、铁，由高到低，等级分明。

明初修建的文武方门经过几百年的时间，特别是经历晚清战火后，已经残破不堪。清军攻克南京后，将其改建为一个门洞，上嵌青石门额，阴刻楷书“明孝陵”，这三个字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所写，门额周边是高浮雕的云龙纹，生动规整。20世纪 90年代，南京市的文物部门对明孝陵文武方门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门道内门臼和门槛放置处用青石铺成，其余用砖竖砌，门道基础由七层砖砌成，砖下还铺垫一层厚 0.1米左右的纯净黄黏土。每块砖之间都用白色的浇浆黏合剂黏接，用它砌墙，不仅结实，而且还有一定的抗震性。考古人员发现有些白色黏结剂出土的时候还有弹性，这种既牢固又有弹性的特点大概就是它可以“抗震”之说的缘由吧。结合考古发现及古建专家的研究，1998年中山陵园管理局对文武方门依明代规制重新修复，即五门、红墙、墙顶为黄色琉璃瓦歇山顶，正门的上方悬挂木质长方形门额，竖书“文武方门”四个鎏金大字，清代所竖的石匾额则被保存到了明孝陵博物馆内。文武方门东西两边接有陵宫围墙，向北作长方形延伸，把后面的陵宫建筑围绕在内。围墙由城砖砌筑，高 5.9米，厚度达 1米，墙面红色，顶覆黄色琉璃瓦。陵宫围墙大部分经后世重修，但墙基未经移动。在文武方门东侧红墙下和门内碑殿的东墙下，各立有一块“特别告示碑”，高 1.05米、宽 0.63米。碑额篆书“特别告示”四字，周围饰云龙纹，碑面用日、德、意、英、法、俄六种文字镌刻，内容为保护明孝陵的告示。该碑是清宣统元年（1909）由两江洋务总局道台和江宁府知府会衔竖立的。

明孝陵的建筑布局——东西配殿、升仙桥、石五供

中国古代宫廷、庙宇、祠堂等礼制建筑的格局，讲究等级严明，一般而言主体建筑建于高台之上，坐北朝南，在东西两侧建有规模较小、级别较低的附属建筑，称之为配殿，也叫作“庑”。包括明清皇宫建筑和仿照宫殿建筑形制建成的明清皇陵等都沿用了这种制度。

在明孝陵的陵宫内，位于主体建筑享殿的东西两侧原来也建有配殿，可惜毁于战火之中。20世纪90年代，对配殿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大致揭露出了这些建筑的旧貌。两个配殿形制相仿，长度达70多米，宽 102米的殿基用纯净的黏黄土和鹅卵石分层夯实。根据文献记载，墙基四周本来还有大砖加糯米汁石灰浆砌墙保护，而这种做法与现代大型建筑的基础处理方法几乎如出一辙。配殿面阔为 15开间，进深 3开间。迄今台基上还保留着全部的柱础基坑 64个和部分柱础石、角柱石、墙、路面、门道、散水等。

关于明代帝陵中配殿的具体用途，根据保存完好的清西陵泰陵我们大致可以推知一二，泰陵东配殿是放置祝板的地方（清代祝板为一块一尺多长的长方形木板，上面有满汉两种文字按每祭时令书写着祭奠死者的文字），在举行祭祀仪式时，主持祭祀的人双手捧着此板用满语诵读。西配殿是一年一度帝后忌辰时喇嘛念经的地方。忌辰即死者去世周年。这一天，永福寺喇嘛庙便派来喇嘛，在西配殿内念经为死者超度亡灵，除此之外常年不开。因为孝陵以后的明清皇家陵寝之建筑规制基本上都是仿照孝陵而成，因此参照清泰陵配殿，我们基本可以推断出孝陵的东西配殿应该也是为陵墓祭祀活动服务的建筑，是享殿之外最重要的祭祀场所之一，殿内原来应陈设有祭祀用品以便让后人祭奠。

享殿以北 20.4米处为内红门，明朝时候有三个门，门之内有瓦屋几间，曾是明亡后守陵太监居住的地方。晚清重修后仅留中门，现已依明制复原。内红门的东西两侧有墙垣与陵宫东西墙相联结，使之成为陵宫内第二进和第三进院落的分隔线。

过内红门，就进入了陵宫内最后一个庭院，纵深达 133.03米。其尽处为一横跨宝城御河之上的大石桥，俗称“升仙桥”，寓意朱元璋的灵魂通过此桥可以升天成仙。升仙桥长 57.5米，宽 26.6米，单孔，桥下的御河是孝陵的第三道排水通道。就此来看，桥也并非没有实际作用。或许北方雨水较少的原因，升仙桥这种建筑形式并未被明十三陵所继承。

虽没有升仙桥，但明十三陵的明楼前都设有石供案，案长 7.05米，宽 2.2米，高 1.03米，为整块白石雕成，案上摆放着五个石雕祭器，习称“石五供”。中间是香炉作三足鼎形，三足的外侧雕有饕餮纹样，炉盖上雕云龙；两侧是烛台和花瓶，烛台雕有仰莲及云纹纹饰，花瓶两耳雕有衔环，造型别致。设置石五供，主要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祭器陈设，表达后代对祖先的怀念。

清代帝陵沿用了石五供的设置，同样由一座香炉、两个烛台、两个花瓶五件器物组成。与明代有所不同的是，清代后妃也有自己的陵寝，石五供也用于皇后陵园中，而妃子陵园则无此陈设。

明孝陵的建筑布局——神道石刻、石望柱、石翁仲

在帝王陵墓前放置石刻始于东汉光武帝陵，东汉明帝时在陵前开筑神道，在两侧布置石刻群，寓意宫殿前的大道和两侧的侍卫和侍从。

明孝陵神道石刻的种类在对汉唐吸收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分别是狮子、獬豸、骆驼、石象、麒麟、石马各两对，白石望柱一对，文臣、武将各两对。在神兽和人臣的种类上除了骆驼是独创外，其他题材在前代皆有出现。不再使用石羊、石虎，而是启用了较大体型的动物如大象、马和神兽麒麟、獬豸，以加强他们想象中的警示和戍卫的力量。

位于孝陵神道之首的是狮子。狮子原产于西域，自西汉传入我国，并在长期的文化演变中被视为一种珍贵祥瑞的异兽。帝陵前用石狮护卫，以标榜帝王无上的权力和尊严。明孝陵将狮子列在神道之首，也体现了欲借狮子为百兽之王的威严来体现其作为镇墓兽的功用。

除此之外，朱元璋之所以在自己陵前做出如此安排，恐怕还与他和佛教之间的渊源有关。狮子也称得上佛教的代表动物，在佛教传说中，释迦牟尼佛诞生时，—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因此，佛为人中狮，狮为佛护法，朱元璋如此看重狮子也就不难理解了。

位居第二位的是獬豸，这种神兽在形象上最大的特点是头上生有独角。因独角兽能辨善恶，“性忠直，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置于朝，不直之臣，兽即触之”，“摒劣知曲直，狱颂平则至”。明孝陵神道将獬豸位列第二，也可见太祖朱元璋对法度的重视。

位居獬豸之后的是骆驼，在帝王陵墓神道上放置骆驼是孝陵的首创。虽然东汉时期骆驼曾在人臣墓中被使用过，但明代之前，却从未在帝陵神道上出现。孝陵跪卧骆驼长 4米，高 2.88米，立骆驼高达 3.68米。立骆驼是这六组石兽中最为高大的。

骆驼后的石象是孝陵神道石刻中体量最大的，其整体造型质朴圆润，尤其代表了整个孝陵石刻的艺术风格。帝陵前置石象是帝王生前大驾卤簿的象征，明承旧制在皇帝的卤簿队伍中有：“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左右。”大驾卤簿中为什么要安置大象呢？《晋诸公赞》曰：“晋时南越致驯象，于皋泽中养之。为作车，黄门鼓吹数十人，令越人骑之，每正朝大会，皆入充庭，帝行则以象车导引，以试桥梁。”因为，象能别道路之虚实，稍虚辄不肯过。《朝野佥载》中还说：“象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因此，陵前置象也有表彰正直不阿之意。明孝陵前列置石象，应有上述两重含义。

石象之后为麒麟，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瑞兽。正因为它并不存在，所以起源为何，众说纷纭。实际上不过是统治者需要一种仁兽来炫耀自己的威德，于是把麒麟说成是“王者至仁，则出”。

陵前置马同样也是卤簿的象征。马用于大驾卤簿从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明代祖陵神道仍然仿宋制，与宋陵基本一致。明孝陵前所不同的是取消了控马官，马身也无鞍鞯、带饰。而在明初勋臣墓前的石马却仍有马夫，且鞍鞯俱全。

明孝陵石望柱高 6.25米，相距 5.20米，顶端为双层圆柱形冠，柱与柱础均呈六棱形，柱身浮雕云气纹，柱头则雕琢云龙纹，用整块白玉石雕琢而成。关于陵墓前石柱的位置，据《水经注》所述，汉墓尚无定制。但自宋以来诸陵，皆置于石像生之前，如同是引导帝王大驾卤簿的标识。唯自孝陵始，将望柱置于石兽与石翁仲之间。

自望柱开始，孝陵神道由东西向折为南北向，望柱之后分别置武将、文臣各两对，一对青年、一对老年。武将的服饰雕琢的相当精细，武将腰部佩剑，手执爪。爪，又名杖、蒜头、骨朵等。文臣身穿宽袖大袍，手执笏板，足蹬云头靴。武将手执骨朵的姿态改变了唐宋以及明初凤阳皇陵武将石刻双手拄剑的姿势，更突出其仪仗性质。从序列上来说，均为前一对年老有须，且武将在前，文官在后，而在一般仪仗队伍的排列顺序来看，应该是越接近皇帝的位置越是重要。显然，孝陵神道石刻中，武将文官中年长的地位应该高于年轻的，故年长的石刻位置偏后。而从文官在武将之后的排列来看，文官的地位应该高于武将。

明孝陵的建筑布局——大金门、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亭

大金门是明孝陵外郭城的正门，也是正式进入陵园的第一道大门，门向朝南，面阔 26.66米，进深 8.09米，有三洞券门，中门较高大，高 5.24米，左右侧门较低。整座门的下部为石造须弥座，腰上浅浮雕椀花图案，须弥座以上全部为砖砌。大金门的屋面已经被毁，屋檐以下不施斗栱，而以石制的挑檐取代，结构简洁而坚固。

大金门这种用石料做挑檐的情况，是中国古代建筑中非常突出的“仿木”现象，也就是许多砖构、石构的建筑，都普遍地套袭木构建筑的形态和形象，“唯木作是遵”。这是由于木构架建筑体系发展在先，已形成既定的规制，在“率由旧章”的观念下，即使采用和发展了新的建筑材料如砖、石、琉璃等，但建造制度和技术却还是参照了木构建筑的式样。20世纪 60年代，有关单位曾对大金门屋顶进行清理，根据清理后的结构判断，大金门原来是单檐歇山顶，覆黄色琉璃瓦，用绿色琉璃椽子。门洞设朱红双扉，庄严华丽。大金门东侧与西侧原接有陵园外郭红墙，现两侧山墙上仍留有连接红墙的痕迹。

按明代《金陵梵刹志》中的“明灵谷寺图”显示，孝陵大金门东西皆缭以“皇墙”（即外郭红墙），西侧“皇墙”向西延伸与京城东面的朝阳门（现中山门）北侧城墙相接，其间辟有“王门”和“西红门”，东侧“皇墙”向东延伸与钟山东麓的灵谷寺围墙相接，当系明时旧观。

大金门正北方向约 73米处，是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亭。碑亭因其中有“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而得名，该碑是南京地区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古代碑刻。清末太平天国战争中，碑亭遭战火破坏，上部大木屋架焚毁一空，仅余下部砖砌拱券残墙及石质须弥座，所幸的是碑体未受严重损坏。从清末、历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百多年。由于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亭下部砖墙体量高大，且四面均设砖拱门洞，状若城门。久而久之，这座自建成后一直以碑亭形象屹立的建筑，在清咸丰年后“无顶”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成了老百姓口中所谓的“四方城”，碑亭之名反而鲜有人提及了。

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通高 8.78米，分为龟趺座、碑身、碑额三部分。碑身上碑文为楷书阴刻，共 2746个字，书法优美，镌刻工整，碑额雕刻有九条龙，雕工精湛，气势雄伟，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这块体量巨大的碑刻即使在六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已经足够震撼人心，但其实，朱棣当年的野心原本要大得多。永乐三年（1405），成祖下令在城东的阳山开采石材，拟用于孝陵为其父树碑立传。在此后的 9个月里，石匠们开采出三块石材，分碑座、碑身、碑帽三个部分,如果将这三方石材按树碑方式叠加起来，其高度达 70多米，可谓中华奇观、世界之最。

石匠们在采石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点亦可由阳山脚下的“坟头村”佐证。据说劳工们每天的定额为每人交验打下的石碴三斗三升，不能完成者一律处死，且采石中伤死、病死、累死于山麓的人更是难以计数，因而阳山脚下形成了一处专门埋葬死去劳工的所在，是为“坟头村”。

由于一百多年裸露在风雨侵蚀下，孝陵神功圣德碑碑身、碑座上已有多处裂纹，碑刻表面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的碑文已风化松酥、字迹模糊。为了防止这种侵害日益加深，管理部门于 2013年完成了对碑亭的加顶保护。

过碑亭向西北方向约 50米就是进入孝陵的第一道御河桥，河宽约 20米。该河源自钟山南坡，古称“霹雳沟”。原明代桥体已毁，现桥为后造，混砖单曲结构，桥基有部分明代基石。桥下之水通霹雳沟，曲水流波，潺湲注于东涧，是为御河，过河便是神道石刻。

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公园场馆建设

（1）下马坊遗址公园

下马坊是明孝陵的起点，附近还分布有“神烈山碑”“禁约碑”两件明代文物。由于历史原因，该地区一度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三组石刻遗存经长期风化侵蚀，损坏严重。

为改变这一状况，结合环境整治工程，2007年4月，中山陵园管理局正式开展下马坊遗址公园建设，同年10月1日建成，对外免费开放。公园占地20亩，总投资2000万元，整个公园绿化栽植填土2300多立方，绿化总面积19.8万平方米，原来脏乱差的环境彻底改变。其中，改造原南京手表厂的厂房8幢，架设连接明孝陵大金门和四方城的人行栈桥一座，布置反映明代的石刻文物47件，修复从下马坊至大金门1.1公里主神道，建成主入口广场、清康熙御碑亭、观音阁、亭廊、孝陵卫大营等景观，尤其雕龙石刻和观音阁大石壁，其文物价值无法估量。

2007年6月，对下马坊区域的考古勘探中，在神烈山碑东侧地下发现一块石雕构件。构件整体已断裂成三块，总长5.1米，宽1.18米，厚0.40米，为龙纹高浮雕，局部镂雕。碑面两侧有宽0.18米的边缘，边缘雕满如意云纹，碑面中间为一五爪龙，全身满刻鳞纹，造型生动，雕工精美。构件一端出榫，榫长0.18米、宽0.20米；另一端榫残。根据结构情况，判断为建筑构件，但由于发掘区内几座碑亭地表建筑都已无哪座碑亭所有，以及用于哪个部位，尚难确定。

公园内的观音阁大石壁也非常值得一提。观音阁建于明永乐初年，是灵谷寺所统辖的十二座寺院之一。据《金陵梵刹志》记载：“太宗文皇帝尝顾瞻山麓有气不散，命工琢石肖形，构阁以记其处。”正德五年（1510）阁焚毁，五年后募缘重建，次年又成。其内有金刚殿、观音殿、左右碑亭、毗卢殿、后卷蓬、僧院等建筑，占地甚广，阁内供奉一尊雕刻极为精细的千手观音像。观音阁及观音像早毁无存，但大石壁一直保存完好。

石壁为青石材质，高5.56米，宽4.5米，厚0.5米，由此可推知当时观音阁规模之大。大石壁曾长期被当地居民当作一堵墙壁使用，2002年被发现，建下马坊遗址公园时安置于此。石壁表面打磨工艺极为精湛，面如莹玉光亮照人，如《金陵梵刹志》所言：“中石壁，光莹如镜。”正面雕有宝光和暗刻西番莲纹饰，宝光最大直径1.75米。浮雕佛像背光上内填红绿彩，表面有金箔黏在红朱砂上，至今仍依稀可见。石壁背面浅刻“水晶屏”等文字，题写者为熊赐履。熊赐履在清康熙年间曾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要职，还曾担任编修《明史》的总裁官，是清初颇具影响的一代理学大师。“水晶屏”三字也是南京地区首次发现他的亲笔题刻。

（2）明孝陵博物馆新馆

明孝陵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后，为更好地收集、整理、陈列有关明孝陵的史料图片，宣传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开展明文化交流工作，以及服务游客，2003年，中山陵园管理局正式成立明孝陵博物馆，馆址最初位于梅花山下的暗香阁。博物馆成立后，对明孝陵及明文化的研究展示和世界遗产的保护利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集陈列展示、文物保管、明文化研究、社会宣传教育于一身的文化实体。但由于场馆区面积过小（约350平方米），限制了其自身发展。随着明孝陵下马坊区域的环境整治改造工程全面展开，在大金门南面的手表厂原址，利用其部分厂房改建新馆，于2009年2月18日正式向社会免费开放。

新馆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地处明孝陵大金门入口旁，与明孝陵景点连为一体，成为明孝陵景区的一个有机部分。游人以下马坊为起点，沿着下马坊—明孝陵博物馆—大金门—四方城（碑亭）—石象路—翁仲路—陵宫区的路线游览，则能更好地体验到明孝陵的整体空间序列，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刻内涵。馆内由基本陈列展厅“大明孝陵”、360度环幕影院、临时展厅、休闲书吧和文创产品超市等部分构成。

“大明孝陵”基本陈列由三个版块组成。序厅与第一章节“孝陵雄姿”，前景以朱元璋为首，形成立体式群雕，表现其雄才大略的英雄气概，后景将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与钟山全景相融合。第二版块讲述传奇皇帝朱元璋从一个底层被压迫者，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的历程。此处以登基场景为终点，设计0.95米高度的基台，隐含九五之尊的创意。第三版块讲述明孝陵的选址、营建、规制与地位，全方位阐述陵寝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整个展厅以浓烈的色彩、高低错落的空间格局、精湛的艺术场景、生动形象的多媒体设计，再现了明代帝王陵寝的盛世华彩及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内涵。

360度环幕影院，放映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与中山陵园管理局合作拍摄的环幕电影《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影片摄取明孝陵景区春、夏、秋、冬四季风光，移步换景，全面展现了明孝陵乃至古都南京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极具视听冲击力。博物馆配套服务的休闲书吧是一个开放式的看书和购书的休息空间，可以让游客徜徉于历史文化的海洋。文创产品超市则经营云锦、瓷器、紫砂、微缩明式家具等文化产品。现在，明孝陵博物馆已打造成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知世界遗产的标志性场馆。

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

要说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还得从世界遗产说起。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这个概念源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意到世界各国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所处的环境恶劣，一方面是年代久远所面临的自然威胁，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经济因素造成的人为破坏，但很多国家缺乏相应的保护机制，也缺乏必要的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力量。有鉴于此，教科文组织考虑到建立一个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使全人类的世界遗产得以留存，于是制定并通过了《保护公约》。随即，约180个国家（地区）加入《公约》，成为缔约国，这也是目前加入缔约国最多的国际公约之一。

按照《公约》的定义，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之后，随着对遗产的日益重视与认识的不断深化，又衍生出文化与自然遗产双遗产、文化景观。1992年，增设世界记忆文献遗产。1998年开始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和《公约》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并列的项目，一般也被当作世界遗产的整体内容。之后，又陆续增加了“线性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湿地遗产”“灌溉工程遗产”等，总之，世界遗产内容是在动态中不断增加的。

1984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研究时，得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于是联合几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我国应尽早加入的议案，从而推动了我国加入《公约》的进程。

中国政府于1985年加入《公约》，成为缔约国。从1987年北京故宫等6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2016年6月，中国已有世界遗产50项，其中文化遗产30项、自然遗产11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4项、文化景观5项，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拥有51项世界遗产的意大利。另有，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38项、记忆遗产9项。

中国是历史悠久、文物古迹灿若星辰的文明古国，也是地理环境面貌丰富多样的泱泱大国，对照标准，其实可以入选世界遗产的项目比比皆是。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照顾到众多缔约国，从2000年开始，规定每个缔约国每年只可申报一个项目。后经过修改，缔约国每年可申报项目改为两项，其中至少包括一项自然遗产的提名。所以，我国现在有份长长的预备申报项目名单。

如果以公元前472年越国灭吴后，范蠡在今中华门外的长干里筑越城算起，南京拥有近2500年的建城史，与西安、洛阳、北京一样，拥有过历史的辉煌和文化的积淀，而且是中国四大古都中唯一地处长江南岸的城市。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及南唐、明代、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先后立国于此，建都史长达450多年，因而又称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

但实际上，古都也比其他城市承受过更多的苦痛和伤害，尤其是南京这座城市。那些象征着一个王朝一种精神的巍峨城垣、恢宏皇宫以及华丽的陵寝庙宇、苑囿巨室，在政权更替或敌人入侵中一次次化为灰烬。南京历史上，先后发生过苏峻焚宫、侯景叛乱、隋军荡垦、金兵焚城、太平天国内讧及与清军战争、日寇屠城，六次大规模毁灭性惨烈事件，故而民国之前布局完好、结构齐整、面貌依旧的重要地面文物屈指可数。

世界遗产不仅是一座城市在历史文化地位、文明发展程度、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资源共享意识与认知水平等方面的国际性典范，而且也是一个地方的“世界名片”和“文化品牌”，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市场”效应。遗憾的是，21世纪来临的时候，中国四大古都中，唯有南京没有项目申报世界遗产，这不能不成为南京人民的心头之痛。当然，南京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在盘算家底，经过反复比较与权衡，以及听取专家学者意见，最终选择明孝陵作为申报项目。

关于朱元璋“十三座城门同时出殡”的传说与史实记载

朱元璋遗诏中有“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的嘱咐，不让分封在外的诸王子回京师奔丧。这是朱元璋为了维护大明王朝新老政权的平稳交接所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可谓用心良苦。虽然朱元璋在遗诏里表述朱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但内心深处对朱允炆的文质彬彬和优柔寡断却深感忧虑。自长子朱标英年早逝后，在确定继位的人选上，朱元璋曾想另立四子朱棣为皇太子。不过按照传统社会的宗法礼教，应该立长子为太子，长子死则立次子，次子死则立三子……现在次子、三子都还健在，难以轮到立四子为皇太子，所以此事未成。朱元璋临终前，担心柔弱的朱允炆继承皇位后，可能会发生身为叔叔的诸王入京篡位之事，于是在遗诏中要各地藩王留在各自的封地内，不必来京师奔丧，更有“以速葬削诸藩入临觊望之心”。

因此，朱元璋的灵柩停放七日就迅速入葬，从而引起封藩北方的燕王朱棣的不满，认为遗诏是建文帝身边的心腹伪造的，并以此为借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篡夺皇位。朱元璋生前料到并设法阻止的事情，在他身后还是发生了。

据说，燕王朱棣闻讯父皇驾崩，即带兵赴京奔丧。到达淮安之际，嗣皇帝朱允炆派人带了朱元璋遗诏令朱棣返回自己的封国。朱棣见状大怒，仍欲强行前往。

对于此事，朝鲜《李朝实录》则如是记载：“燕王欲祭太祖高皇帝，率师入京。新皇帝许令单骑入城，燕王乃还。”

联系起来看，燕王奔丧一事就很清楚了：燕王闻知父皇死讯，率师赴京奔丧；嗣皇帝朱允炆见状即设兵把守长江，朱棣遂不敢贸然前进；朱允炆准其单骑进京，朱棣又怕自投罗网，因而听从道衍和尚规劝，带兵返回北平。

十三座城门同时出殡的传说

南京民间一直有个传说，说朱元璋出殡那天，有十三支护送灵柩的队伍从南京的十三座城门同时出殡，各往一方，为了不让人知道朱元璋到底归葬何处。不论这个传说的可靠性如何，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朱元璋生前在南京城开辟了13座城门。

明洪武年间是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阶段。朱元璋自1366年起就重建并扩建南京城池。首先自旧城向东扩建都城和皇城，即今东起中山门、西迄逸仙桥、南自光华门、北抵太平门的区域。接着自今太平门和汉西门分两路向北修筑都城，直抵江边的龙江关（今下关）。由于朱元璋决定将江边的制高点狮子山包入城内，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类似宝葫芦的不规则城池，这在中国的建城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这座都城建有周长达33.676公里的城墙，是当时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一座砖城。全城共辟有13座城门，最大的3座是聚宝门（今中华门）、三山门（今水西门）和通济门，各有4道城墙和3个瓮城，今中华门瓮城犹巍然屹立。其余的10座城门是：神策门（今和平门）、金川门、仪凤门、定淮门、清凉门、石城门（今汉西门）、正阳门（今光华门）、朝阳门（今中山门）、太平门、钟阜门。传说朱元璋“走”时，这十三座城门同时为他敞开大门，从中不难看出背后有三国时曹操置七十二疑冢伎俩的影子。

“传说”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凡传说，总会存在着某种愿望。传说里的行为动机，应归结于对后世并非放心的自我保护。试想，十三座城门同时出殡，确实难以判断真正的墓葬在何方。在这里，故弄玄虚只是预示和彰显陵墓壁垒森严罢了。

其实，作为天子朱元璋的丧礼，与同葬一个墓穴的皇后马氏的丧事相比，某些方面反而显出简略来。马皇后丧事停灵一个半月，而朱元璋停灵才七天；马皇后丧事规定官员停止婚姻嫁娶百天，军民停止一个月，而朱元璋丧事却让天下臣民只服丧三日，三日后嫁娶、饮酒皆无限制；马皇后死后，诸王子都到京师奔丧，临走还命各带一僧随行，令诵经为马皇后修佛事，而朱元璋死后，即命诸子留在所封之地，不准赴京奔丧。唯有遗留在民间的这个传说，为朱元璋的葬礼编织出一幅隆重壮观的景象——十三座城门同时出殡。这无疑又显出其不寻常的迷离的一面来。唯一可信的是，朱元璋丧礼简略也好，迷离也罢，都与高皇帝本人的意愿有关，都与社稷的安危有关，都是时局的需要。

反元烟火

当朱元璋四处云游时，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上广泛流行着“明王出世，普救众生”的说法，各地秘密教派则利用宗教组织，四处宣扬改朝换代的思想。元朝统治本已到了民怨鼎沸的程度，“开河变钞”无疑是雪上加霜。尤其“开河”，征发十五万民夫修复黄河故道，直接导致了红巾军起义的发生，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广平府永年县（今属河北）人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同刘福通一起，在颍州（今治安徽阜阳）聚集民众三万，自称宋徽宗八世孙，树起义旗，并发布讨元檄文。但不久后，韩山童即被元廷捕杀，刘福通则率众继续战斗，附近贫苦农民“多乐从乱”，黄陵岗修河民工纷纷加入，起义军声势大振。至九月，已占领了河南数县，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由于起义军头上包裹着红巾，因此人们将他们称为“红巾军”。

刘福通红巾军起义揭开了元末天下大乱的序幕，南北各地到处燃起了战争的烽火。在北方，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李二（芝麻李）、彭早住、赵均用等在徐州起兵，占领徐州及附近郡县。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等起兵于濠州。在南方，至正十一年八月，徐寿辉、彭莹玉、邹普胜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起兵，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组织，等等。此外，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陕西等地，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也不时发生。

来源：文化旅游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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